焚书坑儒，是发生在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读书人)以古非今，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
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术士侯生、卢生，非但未找到仙药，还以言语诽谤秦始皇，之后出逃。秦始皇得知后大怒，下令察访咸阳。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史记》上对此的记载为“焚诗书，坑术士”。
有观点认为，“焚书坑儒”这一说法乃是孔子的后代杜撰。且，《史记·卷121·儒林列传》上记载的只是“焚《诗》《书》，坑术士”，后在《古文尚书》的序中被为“焚书坑儒”。而在清朝时已证明《古文尚书》乃是伪造。
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支持“坑儒”提法的学者认为由“诸生皆诵法孔子”可知，秦始皇所坑掉的“诸生”中，固然有一部分术士，但大多数是“诵法孔子”的儒生 。而反对“坑儒”提法的学者认为这无法用来证明秦始皇坑杀的是儒生，他们称扶苏只是认为秦始皇的做法和反对重刑的孔子学说存在冲突，不利于百姓归附，而且认为“焚书”并未废除儒学，儒家学说在焚书之后仍然存在，且“诸生皆诵”。类似观点有以下佐证：
“焚《诗》《书》，坑术士”是两件事。
“焚《诗》《书》”。其背景是当时秦奉行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可当时国家却是初统，春秋战国时形成的众多学说仍在百家争鸣，时常非议朝政。其直接的导火线则是主张“复古、师古”的儒家学者大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引起法家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得到秦始皇认可，于是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私藏的《诗经》、《尚书》，“博士仍可保留这些书籍。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民间亦可保留。百姓也可以官吏为师学校法令。
为了打击国家领域中的复辟势力和消除隐患，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庆寿的筵会上，采纳了李斯提出的焚毁儒家经典等书籍的建议。因为在筵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应当进行分封，建立诸侯国，如果“事不师古”是不能长久的。秦始皇听后，让群臣各抒己见。李斯则争锋相对地指出，这些博士儒生面对新政权、新制度，提出“不师今而学古”，主张分封，恢复礼制，用儒家经典为依据，“以非当世”，散布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的言论，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因此建议：
一、请史官把《秦记》而外的各诸侯国的原有史籍一律焚烧掉，以尊一统。
二、除博士官所藏外的儒家经典，如《诗》、《书》和百家的著作，都要送到当地政府烧毁。
三、有敢于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著作的人，要弃市处死;宣扬古代而诽谤现政权的人，要灭其宗族。
四、对上述各项，官吏发现而不加以查处则与之同罪。
五、令下30日而不烧毁，则处以黥刑，罚为戍边和筑长城。
六、保留医学、药书、卜筮和种树等书籍。
七、有欲学法律的，以狱吏为师，禁止私学。
秦始皇同意了这一意见，进行了焚书，实行了空前的文化专制政策。虽然目的在于从历史和文化领域中加强统治和巩固中央集权，但在古代历史中却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摧残，是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浩劫。
民政部2011年公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攀高，全国有120多万对夫妻结婚，但有196万对夫妻离婚，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离婚率已经接近百分之四十，这组数据为许多人的婚姻生活敲响了警钟。
让我们的目光穿越百年，去看看民国初年的社会，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当时离婚率也一样居高不下。在经历了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等长期社会演变之后，民众接受了许多男女平等之类的婚姻观念，离婚成了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生活选择。
民国初年的离婚热潮
要知道在古代社会，离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用“洪水猛兽”形容是很恰当的，一般夫妻感情再恶劣也决不肯提出离婚。而在民国建立后，全国各地有关离婚的诉讼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婚姻革命”的主张：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惯，打一破非人道的不自然的机械婚姻制度，建立起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男女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1]
以北京市为例，也就是当时的北平市地方法院在1929年10月至1930年9月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九百七十四件，其中判决实行离婚的六百一十一件。同期北平居民的婚嫁人数为10999人，平均5499对婚姻关系成立，从这组数据可知当时北平的离婚率为百分之十一，差不多相当于每九对结婚者中就有一对离婚的，可见离婚率之高。
而在当时，作为“东方之珠”的上海，当地法院在1928年8月至12月四个月时间内就受理了离婚案件三百七十件，这个数据在1929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也就是六百四十五件，1930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共八百五十三件。[2]
这种大批量离婚案件发生的现象，并不受限于地区经济规模的发展，不只在沿海发达地区，在内陆省份也很普遍。
以山西省为例，依据山西二十世纪初期城市离婚统计的数据，在1911年之后，离婚案件数量逐年攀升，在1921年的时候达到了巅峰，为2127件，此后由于城市中的自主结婚增多、婚姻比较稳定等原因，每年平均开始以百分之二十的数量递减，直到1925年下降至995件后，离婚案件的数量才平稳下来。[3]
而这股由民间基层刮起的“离婚热潮”，逐渐在社会各阶层蔓延，甚至到了1931年，曾经贵为皇帝的溥仪也被自己的老婆提起了离婚诉讼，轰动一时。
“家庭冷暴力”惹的祸
案件的原告是溥仪的淑妃额尔德特·文绣，1909年12月20日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祖父锡珍历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他这一辈家境败落，只是过着平民生活。
1921年6月1日，大清遗臣醇亲王载沣与遗老们商议逊帝溥仪婚事之时，根据当时大清皇帝择婚条件：须血统纯正的官员女子，为保持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额尔德特·文绣被定为后妃人选。本来文绣被定为皇后的人选，后因皇太妃们之间的权利之争，文绣被“降级处理”。
1922年11月30日，未满13周岁的文绣被已退位但仍保留帝号的清末代皇帝溥仪选诏进宫，册封为“淑妃”。1922年12月1日统治二百多年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结婚大典，却成了文绣忧郁苦闷的紫禁城生活的开始。
文绣成为溥仪的淑妃后，跟溥仪之间的关系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溥仪对文绣还可以，给她聘请了汉文和英文教师，而且经常到文绣的寝宫与其论诗品文，略尽体贴之意。高兴的时候，溥仪还带着文绣放风筝，去景山游玩……
文绣的得宠引起了皇后的嫉妒，因此文绣也就成为正宫娘娘婉容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婉容的一番手段之下，溥仪也开始渐渐疏远文绣，变得讨厌文绣，而婉容经常找茬给其难堪。自幼喜欢读书写字的文绣，只好把长春宫的西配殿承禧殿作为独自的书房，将自己的痛苦与无奈，倾诉于笔端纸上，她用任人宰割的囿鹿来比喻自己，抒发出压抑的哀叹，以此来打发那漫长的日日夜夜。
1929年，溥仪一家从张园搬到静园。婉容对文绣的排挤变本加厉。文绣百般无奈，再加上溥仪的冷淡，两人一年同居的次数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心情长期抑郁，一度想要自杀。[4]
文绣后来把她的遭遇告诉了她的侄女玉芬，玉芬是文绣的远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儿，属文绣的晚辈人，可是论年龄却比文绣大几岁。她容貌美丽，但在婚姻上也很不幸。她的丈夫冯曙山是民国前总统冯国璋的长孙，家世显贵。遗憾的是冯曙山纨绔恶习难改，整天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因此与玉芬的感情极坏。
糟糕的婚姻让玉芬特别关注社会上的新思想，特别是对离婚和维护女权有独到主见。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不幸、处境悲惨时，立刻坦诚地为文绣出谋划策，认为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只是民国的普通公民，你婚姻不幸福，可以向他提出离婚。
玉芬的建议让文绣大有醍醐灌顶之感，但是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再加上自己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女人跟皇帝离婚的。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她就把妹妹文珊找来，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文珊从小就是一个不甘吃亏的人，加上快言快语，在刚刚听完文绣想离婚的话时，就表示非常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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