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不少人认为，老子是主张搞愚民术的，这主要源于对《老子》第三章、第六十五章的不同理解。老子成了主张搞愚民政策的罪人，这实在是一个冤假错案，应该给予纠正。
《老子·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段话中，“贤”，敦本作“宝”字。《说文》谓：“贤，多财也。不尚贤，犹不尚多财”与下文“不贵难得之货……”一样，皆指财物而言，不是说不尊重有贤德的人。“虚其心”，民则无欲。“实其腹”，民则无饥饿，当然就会感到满足。“弱其志”，民则无欲望、不争，不受外物之迷惑。无知，意谓没有什么意见，能安居乐业，对生活现状感到满意。
可见，老子在这章里是对现实社会中的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进行批判，他认为，统治者崇尚财物、炫耀富有，是扰乱人心、造成社会动乱，即“民争”、“民盗”、“民乱”的根源。因此，要坚决杜绝。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应该消除奸诈智慧和贪婪私心，使民众恢复纯朴的民风，国家才能大治。这要求：统治者不崇尚表彰钱财富有之人，使民众不去攀比争夺。不珍爱难得的贵重奇货，使民众不去偷盗。不显耀可贪心的欲望，使民众的思想不被扰乱。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在于使人们的思想净化纯朴，解决好民众的温饱，增强人们的体质。总之，要使他们没有多少意见，没有太多的欲望，使那些奸诈的聪明人不敢胆大妄为。按照无为的原则顺应自然规律来办事，天下就没有不太平的了。
《老子·六十五章》进一步阐发了治国要使民风返朴归真的重要意义，并在第十八章、第十九章中批判了儒家的“仁义”、“智慧”之“学”。“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也。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之两者，亦稽式。恒知稽式，是谓玄德”。老子在《六十五章》中的旨意，乃阐述“无为”治国的方针政策问题，他提倡用诚朴、自然的“道”的内容对民众进行“德育”，则国泰民安。
老子是否主张搞愚民政策，关键是如何理解“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这句话中的“愚”字。如果仅仅从今天人们对汉字表面的意思去理解，当然是说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其实不然，古汉语的“愚”，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愚”，其意思是不一样的。“愚之”，实为使民众诚朴、淳厚之意。明民，意为启发民众巧智。王弼注《道德经》说：“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河上公注《道德经》说：“谓古之善以道治身治国者，不以道教民明智奸巧也，将以道德教民使质朴不诈伪也。”高延第认为：“愚之，谓返朴还淳，革去浇漓之习，即‘为天下浑其心’之义，与秦人燔诗书，愚黔首不同”。
所以，老子的“愚之”，根本不是搞愚民政策的意思，而是主张去除奸智，提倡诚朴。老子认为，由于统治者以智治国，而民众巧以应付，所以，奸伪丛生，天下大乱，即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这就是“以智治国，国之贼”的理论根据。由此，老子提出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因为，现实社会丧失了“道”，才出现孔子那一套仁义、礼乐等，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由上可见，老子完全是针对奸诈虚伪的社会风气，而提出对民“愚之”，即社会回归到诚朴纯真的自然天性。要说主张愚民术的，孔子算是愚民政策的倡导者，他明白无误地宣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外，另据易州龙兴观碑本《道德真经次解》本载：“非以明民，将以娱之”。并郑重地宣布：“此本与旧本虽不同，自奉义理。将来君子，勿妄移改也。”娱，乃悦乐也。另据马叙伦考证“范本作‘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非以娱之。’”如果《老子·六十五章》本来为“娱之”，那么，历来认为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就失去了根据。马叙伦之说虽有待进一步考证商榷，但不无道理，却符合老子“正言若反”的语言特点，我信之并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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