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春天，我在北京香山巧遇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和漫画家丁聪先生，他们坐在两棵参天蔽日的大树前交谈。我禁不住叫出声来：两棵大树，两位老人，真是好象征!杨先生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的确，像杨先生那样经过风吹雨打依然繁茂挺拔者，大概只有那棵大树可以与之相比拟，且枝叶动而知风云变，杨宪益也正是这个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的见证人。
杨宪益为人与境遇
古人说：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
杨宪益的学术成就举世公认，连嫉妒他、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俯首称是。要知道杨宪益为人与境遇的关系，却没那么容易。他一生谦和淡泊，对朋友尤其真挚宽厚。好像一举一动都是在尽一个老实人的本份。这样的人，社会还不容他么?再看看他的境遇，却令人不解了。早年在伦敦留学后就归国投身抗战，盼望民主自由的新的建立。可是在新成立以后，历次运动中都受牵连、迫害，文革期间竟被打成外国特务，关进牢房。他追随共产党数十年，改革开放后才得入党，几年之后又退出来了。这件事，他也是习惯于先检讨自己：我什么事都要讲话，纪律性不够强，所以看起来我不够一个党员的资格。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说你是喝酒后说的胡话，认个错儿，不就过关了吗?杨宪益说：说这些话是上午，我上午一向是不喝酒的。我今天还是这样的看法。在圆滑取巧这一点上，杨宪益七十八岁了还没有开窍，恐怕永远也不会开窍了。
即便是对自己不利，也要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绝不后悔。这就是杨宪益为人的简单概括吧。他对社会尽职尽责与社会给他的回报，并不成正比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很耐人寻味。
正常的人的优点在不正常的社会里会变成缺点，当然要倒霉遭殃了。
英伦留学，奠定生活模式
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先生是一位开明的银行家，曾任天津银行行长。1936年杨宪益中学毕业以后，自费赴英国留学于著名的牛津大学。与他在牛津同时的留学生中还有钱钟书、向达等。不过钱钟书是大学毕业公派庚款留学生，年龄比杨宪益稍长几岁，当时已才华横溢，锋芒毕露了。牛津留学时，杨宪益就把《楚辞》翻译成英文。从此，杨宪益一直热衷于把古典名著介绍给外国读者。解放前陆续翻译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在南京编译馆时期，又翻译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部分)。当时他的同事中，有梁实秋、卢冀野。他的这两位朋友各有特点，写过大量闲适小品的梁实秋自有其创作的源泉：他好吃贪玩；卢冀野是个大胖子诗人，有人谑称之为：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可惜都已先后作古了。
杨宪益大学同窗，有一位钟爱文化又热爱杨宪益并终于成为杨夫人的格拉蒂丝(名字是戴乃迭)。这桩异国联姻对杨宪益一生影响很大。他们夫妇生活上互相宝贝，合作译事则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合译《红楼梦》既是文坛盛事，亦是文坛佳话。后来根据他们的英译本翻译的西班牙文和缅甸文《红楼梦》相继问世。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终于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这真可称为志同道合，白首偕老的完美婚姻。
杨宪益不是一个死做学问的人。他秉承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当学生时就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抗战初期，他和向达、吕叔湘在伦敦办过一张专门给华侨看的中文报纸《抗战时报》，向华侨提供各地抗日的消息。他在牛津获得硕士学位后，连学位典礼都没有参加就急匆匆地赶回国内，参加抗战。杨宪益说：那时的爱国青年，学成之后，一心只想报效祖国，没有人想在国外呆很久。对杨宪益而言，这样做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杨宪益留英之时表现出来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称得上所谓又红又专吧。当然，没有什么领导会这么评价他。而这终其一生的素质，是不是天性呢?
自传变成运动史
1952年，杨宪益应刘尊棋之邀，来到北京外文出版局工作。当时他在南京政协担任副秘书长。这是杨宪益一生唯一的官衔。那时的南京市长是柯庆施。杨宪益说： 柯庆施是我的安徽同乡，有时还一起吃饭喝酒。他也不坐专车，看起来挺好的。后来如果我跟他一起到上海去，就会被他当作特务处理掉。我的很多朋友的死都和他有关系。这就是民间所谓笑官打死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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