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弹响后，绿烟刮来，中者即死，奇怪的是，死者身无伤痕。那么，是什么炮弹如此厉害?曾有史料记载，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使用了毒气弹，而且这一时间要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是否如此，查史料，访专家，反复求证，终于破解了这个未解之谜———
联军确实用了毒气弹
疑问1死者为何全身土黄?
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天津军民死伤惨重，而天津军民死伤的形状也颇为奇特。本报记者查阅史料后发现，关于这些惨状的现象有以下3种：
《西巡回銮始末记》中曾有详细描述：“城内惟死人满地，房屋无存。且因洋兵开放列低炮之故，各尸倒地者身无伤痕居多。盖因列低炮系毒药掺配而成，炮弹落地，即有绿气冒出，钻入鼻窍内者，即不自知殒命，甚至城破3点钟后，洋兵犹见有华兵若干，擎枪倚墙，怒目而立，一若将欲开放者，然及逼近视之，始知已中炮气而毙，只以其身倚戗在墙，故未仆地。列低炮之惨毒有如此者……”
1900年7月11日，联军扎在陈家沟和小树林一带的武卫左军大营发射。几发毒弹飞来，清朝军队还按以往躲炮弹的办法，藏在掩体后面。但是，毒弹爆裂，绿烟弥漫，不论房前房后、屋里屋外，闻者即死。天津河东一带是贫民聚居地，陈家沟又是一个大村，灾难从天而降，无法防御，数千百姓立时死亡。一户人家，老少五口正围坐在炕头吃早饭，绿烟刮来，全家遇难。
当时的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马克里希在《天津租界被围记》中还记载：“4英寸大炮共打了270发，大致说来有一半是苦味火药炮弹……在南非战斗过的同一组，使用同一门大炮一天才打260发炮弹……许多兵尸体呈现出土黄色，这是三硝基酚火药所致。”
是什么样的炮弹落地后会有绿气冒出?又是什么样的绿气能够使人闻着即死?为什么尸体呈现土黄色?这种种奇怪的现象描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死者是中毒而死。难道八国联军真的使用了毒气弹?
疑问2英军拉来毒气炮?
1900年春季，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围攻在京驻华使馆。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联军2000多人赴北京救援，途经廊坊，受重创，伤亡惨重。为“制裁”，将在南非战场上使用的“列低炮”运往天津战场。7月10日，英舰“阿尔及灵”号运载着两门列低炮抵津。
这种“列低炮”威力如何?真的能够帮助联军缓解困境吗?英军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南非把这种炮运到天津呢?据天津市政协文史委专职副主任方兆麟介绍，清代的《西巡回銮始末记》曾有这样的记录：“(农历六月)十四日(1900年7月10日)，各国领带函致裕制台云：如再以大炮向租界开放，必亦当以大炮轰击津城……是日下午又有从英国运到之大炮二尊，其名为列低炮，盖即绿气炮也，又名毒气炮。其烈无比……一闻其气，无不立毙，为万国公法所不许，平时不得轻用。故此炮台自制就以来，只非洲曾用过一次”。当时的联军谍报部情报官宝复礼《津京随军记》一文中也曾提到：“那就是那些在南非用过的大炮，当他们到达时，上面标着‘从莱底斯直运天津’的字样”。
经过多方考证，方兆麟发现，这种列低炮炮弹炸处，绿烟四散，百码(1码=0.9144米)之内，人畜闻之即死。因为它屠杀人类非常残忍，故为“万国公法”所不许，各国弭兵会上也决定“战争中不得使用此炮”。
综合各方面的记载来看，不能不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军从南非战场直接到家到天津的“列低炮”就是毒气炮!
记者随后又查阅了世界史的相关资料，“英布战争”中，在南非东部的莱底斯战场上，英军就是使用这种炮毒死了很多士兵，加速了战争的胜利。据此推测，毒气弹首次使用是在南非，而不是以前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疑问3是“绿气”还是“氯气”?
“绿气”、“氯气”，这两种称呼音同字不同，联军炮弹冒出的这种“绿气”会不会就是“氯气”呢?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本报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副院长程鹏教授。
程鹏告诉记者，氯是一种具有强刺激性的黄绿色气体，大气中低浓度的氯能刺激眼、鼻、喉;空气中含有万分之一的氯就会严重影响人的健康。人体吸入氯气会使呼吸道和皮肤黏膜中毒。轻度中毒时有灼烧、压迫感，喉炎发痒，呼吸困难，眼刺痛流泪。高浓度的氯气会引起人慢性中毒，产生鼻炎、支气管炎、肺气肿等，有的还会过敏，出现皮炎、湿疹等。
“根据史料的记载所描述的情形，八国联军炮弹冒出的这种‘绿气’极有可能就是‘氯气’。”程鹏教授分析，“也许洋人使用的炮弹释放出来的氯气浓度极高，人吸入这种气体，马上就会窒息而死。”
记者在有关史料中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4月，德军飞机向英、法联军投下氯气弹，炸弹落地后，腾起团团黄绿色的浓烟，迅速向四周弥漫。靠近毒气弹的英法战士纷纷倒下，头晕目眩，呼吸紧张，紧接着便口角流血，四肢抽搐起来，死后的人大多数还保持着生前的姿势。这与八国联军在天津使用列低炮进攻清军后的情况十分相似。
依据这种科学的解释，我们可以断定，八国联军在天津使用的就是氯气弹。
疑问4毒气炮下落何处?
如果八国联军使用了毒气炮，那么毒气炮到哪儿去了呢?英军拉回英国了还是留在继续帮助侵略军残杀军民?关于这一点，相关史料始终没有明确的记载。
根据天津市北辰区政协胡曰刚考证，北仓之战，虽然没有抵住八国联军的进攻，但结束了列低炮毒害人民的历史，而且也让天津成为了惟一受过列低炮伤害的城市。
胡曰刚告诉记者，当时宝复礼在《津京随军记》记载：“多数英军是被人的大炮打中的。”当时的英国记者萨维奇·兰德尔也在《与联军》记载：“皇家炮兵团现在开始行动了，军官已测定好炮击路堤的射程。看看阵地上的大炮台如何熟练地轰击也挺有意思，但只发了几枚炮弹，我们的一些炮台手就受了伤。”他还记载：“人的炮火是远征军迄今所遇到的最猛烈的……对他们的炮手惊人的射击技术真当给以最大的荣誉……”
但是在此后的史料中再也没有发现关于列低炮的记载，也没有发现联军使用毒气弹的记载。是否可以据此推断，英军的这两尊列低炮在这场炮击中被清军摧毁了?如果不是，那么联军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为什么让这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闲置呢?如果是怕“万国公法”的约束，那么在天津使用毒气弹而在北京不用就难以解释了。
所以，毒气炮最有可能的下落就是———被清军炮击摧毁了。
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八国联军这么大的战绩一直不见宣传呢?据胡曰刚分析，主要是联军不愿意宣传自己在庚子战事中使用了毒气炮，因为这是被“万国公法”所不许的，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只能对此讳莫如深。
联军三放毒气弹
先熏老龙头死尸上千具
第一次使用是在1900年7月11日。当时，天津的武卫军和义和团一起攻打老龙头火车站。洋人已经支持不住，就从织绒厂后面向驻扎在陈家沟的武卫左军大营和攻打火车站的清军及义和团施放毒气炮。英国“奥兰度”舰准尉G·吉普斯《华北作战记》文中提道：“星期三(7月11日)，凌晨3点，人大举进攻车站，决心要攻下它。他们在黑夜中前进，终于到达车站，进入一些车厢内，于是在那发生了肉搏战……我们从大沽运来的4英寸口径大炮第一次使用上了;这门炮架在织绒厂后面约1000码处的一个居高临下的阵地上。”
毒气炮就这样向左军大营猛轰。当时，左军统领李大川正在营中策划拿下老龙头的战术，绿烟飘来，不幸殉职。数百士兵、600匹战马，还未分发，无一幸免。铁路旁的义冢堆尸上千，来不及掩埋。百姓、士兵惊慌失措。面对从未见过的惨状，有人急忙报告总督裕禄和顶头上司宋庆。宋庆打了六十多年仗，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炮弹。只好下令后撤10公里，到北仓再思对策。义和团团民大部分走散，少数跟随军队一起到了北仓。
受毒炮攻击后，《万国公报》记载：“新济轮船大副报称，离车站不远之义冢，现堆华尸以千计，俱第毒气炮所毙。”列低炮挽救了侵略军的颓势，也解除了租界的危急。东、西两路清军撤出，义和团团民逃散，火车畅行无阻，侵略军趾高气扬。
总攻用毒弹攻陷天津城
八国联军见军民抵抗热情并没有因为巨大的损失而降低，随后又两次使用了毒气炮。
根据胡曰刚的考证，7月13日这一天，八国联军对天津城发起总攻。英将领道华和日将领福岛正率领联军5650人，带43门大炮从东南、正南、西南3个方向向城里攻击。守城练军凭借城墙高厚的优势阻击，义和团在城下民房中协助，洋人攻城不下，于晚上8点开始撤回攻城士兵，并施放毒气炮。萨维奇·兰德尔文《与联军》载：“攻打天津城的战斗发生在13日清晨。联军所占有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大炮在日出时就开始射击……两门4英寸口径海军快炮中有一门架在通到西机器局的路上，另一门则在土围子附近……”
7月14日凌晨4时许，天津城失守。城破3小时后，洋人登城，仍见“清军若干，擎枪倚墙，向外怒目而视，一若将欲开枪者。然逼近视之，始知中绿气而亡，只以其身倚戗在墙，故未扑”。
间谍供情报三轰唐家湾
最后一次使用，是在8月5日清晨8点多钟，联军开始向唐家湾的清军前沿阵地发起总攻。毒气炮安放在西沽炮台，因怕伤着自己人，没有施放。联军在穆家庄、南仓受到清军阻击后，退到白庙，渡过河，便催促英军立即施放列低炮。英炮队就按谍报部提供的情报向清军大营位置开炮，“列低炮”再次给联军帮了大忙。
方兆麟还告诉记者，对于毒气炮在天津的使用，《万国公报》曾经报道：“按列低毒大炮炸裂时，绿气四散，触者即死，帮西国列入弭兵会中。此次英国铁甲船到津运此炮2尊，放过数次，有一次中一炮台，台人一时均死;又一次适中购到马600匹，中之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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