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但是他的官位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大。他自幼爱好书法,苦心研练,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集其大成,超脱魏国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另辟新径,使真书完全摆脱隶书遗迹,成为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有“右军书在而魏晋之风尽”的称誉,被尊为“书圣”。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一日,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统、孙绰、支遁等41人,宴聚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26人赋诗41首,并聚诗成集,王羲之于酒酣之际趁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一篇序,是为《兰亭序》。王羲之在这篇序中记下了诗宴盛况和观感,全文28行、324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字精妙,有如神助。如其中的20个“之”字,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的一绝。以后他多次重写,皆不如此次酒酣之作,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
然而就是这件千古杰作,却给世世代代的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直到如今,《兰亭序》的下落仍然是一个谜。
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兰亭序》藏于陕西昭陵唐太宗的棺材里。
唐太宗李世民生前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开创了盛唐的“贞观之治”。太宗喜爱书法文字,尤其喜爱王羲之的笔墨,吩咐下人在天下广为搜寻。每每得一真迹,便视若珍宝,馀兴来时摹揣度,体会其笔法兴意,领略其天然韵味之后,便珍藏身旁,唯恐失却。不仅如此,他还倡导王羲之的书风。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王羲之的真迹。太宗晚年,喜好王羲之更甚。虽然收藏王羲之墨迹不少,其中也有《兰亭序》,但始终没有找到王羲之的《兰亭序》的真本。一国君主,却不能得到前朝的稀世之珍品,太宗每一想到此,便显得闷闷不乐。
监察御史萧翼出京调查,打听到《兰亭序》传到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禅师处,智永临终把它传给了他的弟子辨才和尚。于是萧翼作了精心设计和准备,更名改姓,扮成赶考的举子出发南下,企图将《兰亭序》弄到手。
一天清晨,辨才和尚打开了永兴寺门,迈出的脚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上,低头一看,原来地下躺了一人,散发出一股酒气。辨才自语:“原来是个醉鬼!”谁知此人翻身坐起答道:“醉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呀!”辨才见此人一副飘逸潇洒之态,便开玩笑地说:“虽不是鬼,亦不像人!”此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言毕大笑举步下山。辨才见此人谈吐不凡,便问道:“施主从何而来?”此人对曰:“我乃应试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上乘,且书画尤佳,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辨才对这书生很是欣赏,便邀他入寺小住读书候试,双方谈学论禅,十分投缘。
一天扮作赶考书生的萧翼喝的烂醉如泥,他突然从囊中取出一轴《兰亭序》摹本,对辨才和尚说到:“这是王羲之真迹,万金难买,你我是莫逆之交,才拿出来让你一饱眼福。”为人忠厚的辨才不知是计,对萧翼说:“你这个不是真迹,真迹在我的阁楼上藏着呢!”萧翼装作没有听到,昏昏睡去。辨才和尚也知道失言了,赶紧住嘴。萧翼一直“醉而不醒”,似未听见。第二天辨才见萧翼迟迟未来吃饭,前去催请,发现萧翼已不辞而别,只见桌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银两。
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后非常高兴。因为萧翼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加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又赐给他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用珠宝装饰的鞍辔,宅院与庄园各一座。唐太宗初时还生气辨才大师将《兰亭序》秘藏起来不奉献给他这位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一会后又考虑到辨才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加刑在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又赐给辨才大师锦帛等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支付。辨才大师得到这些赏赐后,不敢将它们归为己有。将这此赐物兑换成钱,用这些钱造了一座三层宝塔。塔造得特别精丽,直到现在还在。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得到《兰亭序》后,太宗皇帝命令侍奉在宫内的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赏赐给皇太子及诸位王子和近臣。
又一说: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得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僧人有三样宝物,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是王羲之手书《兰亭序》,二是铜制神龟,三是铁制如意。唐太宗知道后,他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序》。僧人失去《兰亭序》后说:“第一宝物没有了,其余的宝物还有什么会值得可爱收藏的呢?”于是用如意击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不能行走。这一种说法可能是第一种说法的误传。无论如何,这两种说法都承认是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然而,唐太宗千辛万苦得到的《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的真迹却得到了后人的怀疑。
1965年5月22日起,《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文中的王兴之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谢鲲是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他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并经多方考证,认为《兰亭序》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永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关注。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贴摹本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崧墓中,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件同时期墓碑上,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上,依然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只不过在书法界的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持传统观点罢了。
虽然后人对于《兰亭序》存有真伪之争。可当年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却是一致的看法。那么,唐太宗死后,《兰亭序》又流落何处呢?
唐太宗临死前,他嘱咐儿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把《兰亭序》放进他的棺材。李治遵命,用玉匣装着《兰亭序》藏在了唐太宗的坟墓昭陵里。唐末五代的军阀温韬在任陕西关中北部节度使期间,史籍记载:“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难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异常坚固,他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地宫,见其建筑及内部设施之宏丽,简直跟长安皇城宫殿一样。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二百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但迄今千余年来下落不明。
对此,有些人认为,史书虽然记载温韬盗掘了昭陵,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并没有指明其中包括《兰亭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录的任何记载。温韬盗掘匆忙草率,未作全面、仔细清理,故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隐密之处。
但是,与之相反,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兰亭序》没有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乾陵之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唐太宗死时,并没有提出要将《兰亭序》随葬,而是将《兰亭序》交给了同样喜爱笔墨丹青李治。李治多病,不久病亡。临终前,他在病榻上遗诏,把生前喜欢的字画随葬。因此,在《兰亭序》失传之后,就有人怀疑《兰亭序》并非随葬昭陵,而是被藏在乾陵。
唐代皇陵有十八座,据说被温韬挖了十七座。唯独挖到乾陵时,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人相信《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
总之,围绕《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如何,看来只有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发掘之时,才能见个分晓。
960年后周殿前司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王朝。为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及其后代统治者们采取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政策,造成“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导致北宋中期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1067年正月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即位。宋神宗时年20岁,英姿勃发,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北宋王朝。
为了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同时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宋神宗于1069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事宜,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变法期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强。北宋国力强盛,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决定一展身手,然而令世人想不到的是他却被一介女流打败,最终郁郁而死。这个女人就是西夏的梁太后。她原是西夏国相没藏讹庞的儿媳,后与西夏第二任皇帝李谅祚私通,并协助李谅祚除掉自己的丈夫与公公,因而被立为皇后,此后她为李谅祚生下一子。1067年年仅21岁的李谅祚病死,梁氏与李谅祚的儿子李秉常即位,朝政由梁太后与其兄弟执掌。
梁太后是汉人,她的执政引起了党项上层贵族的不满。为此她下令废除丈夫谅祚实行的一切汉化措施,重新恢复党项的蕃礼,以极力拉拢党项贵族。同时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国内视线。1076年李秉常亲政后,为削弱梁氏势力,与母亲发生矛盾。梁太后一不做二不休,将李秉常囚禁,帝后的矛盾引发西夏国内动乱。消息传到东京汴梁时,宋神宗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举消灭西夏的机会,连王安石也上书说:“区区夏国,何难讨荡之有?”。1081年宋神宗以夏国主被囚为由兴师问罪,“与夏国军民,共诛国仇”。此为宋神宗集结35万大军、民夫20万,兵分五路,战线东起山西西北部,西至甘肃临洮,战线绵延数千里。
五路大军齐头并进,东西两线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其中东路军主将种谔在无定河与西夏军展开大战,宋军大获全胜,斩首八千级。几路宋军甚至一度围攻西夏重镇灵州城。面对危局,梁太后却丝毫没有慌张,她深知宋军人数众多,后勤补给困难,于是采取坚壁清野的策划,同时利用宋军兵力分散的情况,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打击。相比之下,宋神宗是坐镇东京,遥控指挥;而梁太后却披上铠甲,率领精锐的“麻魁”女兵走上战场。她首先派出骑兵,切断宋军粮道,然后集中十万精兵,将宋军逐出六盘山地区,取得一些列重大胜利。最终宋军撤退,据学者考证此战宋军、民夫的死伤大概在二十万左右。
五路伐夏最终失败,但宋军并非出师无功,还是占领了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一些军事要点。宋神宗也改变策略,决定采取步步推进的战略,蚕食西夏。1082年宋将徐禧、李舜建议在“银、夏、宥之界筑永乐城”,但遭到了种谔的反对,因为永乐城虽然易守难攻,但无水泉。种谔合理意见没有被采纳,宋朝发动几十万人修筑永乐城。同年8宋朝用14天就筑成了永乐城,而永乐城犹如楔子直插西夏腹地。城池筑完后9天,梁太后率领西夏30万大军兵临城下,徐禧登城西望,不见边际。西夏军渡河时,有人建议宋将徐禧,没有采纳,反而列兵城下。但宋军一战即溃,只得困守孤城,以待援军。但沈括以及宦官李宪等人的救兵不敢冒进,援军受阻。
西夏军兵围永乐城,截断流经城中的水源,永乐城中严重缺水,“将士昼夜血战,城中乏水已数日,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几十天后,天降大雨,但甘霖并没有解救宋军。新建的城墙浸水后被夏军捣垮,宋军饥疲不能拒,夏军最终攻破永乐城。宋将徐禧、李舜举、李稷、高永能等人战死,“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经过五路伐夏、永乐城之战,宋朝“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王安石变法所积累的财富几乎被战争耗尽。永乐城惨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汴梁,宋神宗失眠了,“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次日早朝,面对群臣,宋神宗痛哭流涕,悔之不及。
对西夏战争的惨败,极大的打击了宋神宗的雄心壮志,一个蕞尔小国竟然再次羞辱了大宋王朝,宋神宗被一介女流打败。此后宋神宗郁郁寡欢,积劳成疾,病情逐渐加重。他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宋神宗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1085年3月“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的宋神宗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38岁。10月西夏的梁太后病死,年纪大致与宋神宗相仿。也许是巧合,或许是天意。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同年12月梁太后的丈夫李谅祚病死,梁太后开始掌权,他们之间的对抗贯穿了他们执政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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