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魔王黄巢
多年来，历史教科书上，说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推动历史前进。黄巢是农民起义还是杀人恶魔?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起义”二字。所谓“起义”就是“仗义起兵”，是一种符含“义”的行为，不是凡“起”就为“义”。农民起义与盗匪、械斗、兵变、民变有着本质区别。农民起义应该是起义的队伍是农民组成，起义队伍的首领是农民，起义的口号符合农民的愿望，所作所为符合农民的利益。如果不符合这些基本条件，就不能戴上“农民起义”的桂冠。那么，作为起事造反的黄巢是怎样一个人呢?
黄巢是一个儒生，出身于一个靠贩运私盐暴利发财的富裕家庭，殷实的家底使得黄巢自小就有条件苦读儒经以求晋身官场，却屡次科举均以落第告终。黄巢陡然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扔下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白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杀气腾腾的誓言。
黄巢回家做了几天私盐贩子。唐代规定只准国营企业经营盐，黄巢没有经营盐的许可证，结果他们的盐巴被查封没收了。他便散尽家产啸聚山林投身“农民革命运动”去了。他们的造反，如果目的是在于推翻暴政、摧毁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能够减轻农民痛苦，推行轻徭薄赋的新王朝，那当然可以称为起义。但是，他从起兵到败死，一直没有彻底推翻唐王朝的想法。从公元875年起兵到880年，前后五年间曾五次向唐王朝乞降求官，平均每年一次，一直到他自立皇帝。
黄巢极端的复仇心理也促使他在战争中对社会不加选择地实施了破坏政策，879年，在攻占广州后制造屠城血案、劫掠财货，屠杀回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及平民共12万人。公元880年攻陷长安，自立为帝，但他从当上大齐皇帝的那一天起便沉溺在了掩耳盗铃式的帝王梦中，整天沉浸在宫中，过着淫乐生活。在长安坐皇帝时有人题诗讥讽，因为查不出作者索性把长安城中3000多无辜的儒生都砍了头。黄巢称帝后，士兵则如同明火执杖的强盗一般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争抢美女，殴打平民，到处扰民。几个月后，出现粮荒，长安城里一片混乱。小股唐军乘乱攻城，黄巢十分虚弱，立刻带了少数随从逃出城。唐军进城之后，受到长安百姓的欢迎。黄巢到了城外定下神来，才发现入城唐军人数很少，随即反攻入城。重入长安的黄巢，对于百姓欢迎唐军一事恨之入骨，居然下令屠城。将城中男丁杀戮殆尽，来了个“巢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血洗长安城。这座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长安，人烟断绝，成为一座空城。后来唐廷借沙陀兵协助攻城，一万多沙陀兵与黄巢十余万人对阵，黄巢一战即溃，只好弃城逃跑。883年4月，黄巢逃出长安之时，下令纵火。这座周、秦以来一直作为首都的古城，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当时世界最大的百万人口城市，一炬成灰。从此，这座古城即与首都无缘。安史之乱，安禄山没有毁掉长安，吐藩攻入长安，市区略有所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彻底毁掉长安的古往今来只有黄巢!
更为残忍的是，黄巢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规模。其骇人听闻的程度，既是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黄巢拉起的队伍，在行军作战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至少在一百万人以上。他带进长安的几十万人，大部分是饿死的。在黄巢起兵时，中原本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到了他败死之时，这里已是纵横千里,全无人烟，一片焦土。后来，黄巢弃城逃跑到山东狼虎谷时，只剩下残兵一千余人，黄巢走投无路，众叛亲离，自杀身亡(一说被他外甥林言所杀)。
纵观这位农民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岂能给他冠以“起义领袖”来美化他。历代农民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起义军的头目，无不残忍野蛮，无不杀人无算。但是，像黄巢以人肉为粮糗的恶行，绝非一般意义的战场上的较量，而是人性灭绝的屠杀。黄巢起兵还引发了拥兵割据的藩镇遍布全国，此后就出现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十年间，黄巢走一路害一路，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老百姓永远忘不了，流传的一条谚语就足以说明老百姓对他的愤恨了:
“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
说到长沙抗战，文夕大火是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在诸多面世的文章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却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军统局副局长、“特工王”戴笠。近日，戴笠发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原件以及各方资料浮出水面，诸多真相得以解密。原来，文夕大火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竟然在长沙，严密监控焚城计划……
一份电报，最终使蒋介石痛下决心毁城
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大批城市沦陷。焦土政策开始被国民政府重视，李宗仁还将此策略汇编成册。其时，汪精卫等人对此策略提出反对意见。
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大量物质的情形。原电文为：“九江自沦陷后，暴敌除奸淫烧杀外，并将有历史性及珍贵之物品悉数搬运回国。近将各商店居户搜出之日用品及我军遗弃之大米万余包，分发汉奸与难民以示小惠，或贱价售于苦工以收人心。现市民颇感敌军之来反获利益，宁肯冒险亦不远离。查此实因由我党政军警，对政府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之政策，未能贯彻实行，以致资敌利用也。”
同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并责成戴笠与军统人员在武汉督促方案的执行。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焦土计划未能全部完成，最终机场为敌所用。
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以及武汉等地的失地资源被敌利用，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严密监控张治中布置计划，以免焚城不力
自武汉失守后，军统总部临时迁到长沙小吴门外东庄米家花园。遵照蒋介石命令，戴笠在长沙坐镇指挥，严密监控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布置焚城计划，以免焚城不力。
11月10日，日军逼近汨罗江一带，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开始加紧负责撤离人员，分两批，一批从沅陵转重庆、一批从衡阳转重庆。11日下午，蒋介石查看情况后离开长沙时，戴笠前往火车站送行，在车站遇见酆悌，问及焚城准备情况。酆悌告诉戴笠：已经布置好了，由警备司令部负责，保安处协助。同时问戴笠，是否军统局也来参与?戴笠要求酆悌拿出具体行动计划再决定。当晚，戴笠指派军统长沙站的负责人李人士去了解情况，回复却是还没安排好计划。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点左右，张治中接到蒋介石来电(文侍参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因蒋介石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后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张治中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在长沙的省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亲自指派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为总指挥，将所属士兵3人编为一组，共100组，负责焚城。同时通知部属如闻警报声，或看到一处起火，即可行动。
电告蒋介石当时起火与混乱状况，任务“圆满完成”
11月12日下午，岳阳失陷。军统此时留在长沙大约有200多人，因无车可派，戴笠要求他的秘书曾坚等领队，乘最后一班火车到衡阳，然后步行从广西、贵州到重庆。随后，戴笠亲自在长沙市内视察，看见秩序混乱，也无警察出面维持，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厉声质问，并要求文重孚前来面谈。文重孚见到戴笠后告知，接到酆悌的命令，要求警察集结在各自警局待命，待火起即刻撤出城外。于是，戴笠马上给酆悌打电话询问，得到答复：煤油、炸药已经准备好，但仍无具体行动计划。戴笠鉴于此情况，与酆悌约好，决定晚上10点亲赴警备司令部面商。
11月12日晚9点，文重孚来电话，称酆悌晚上有事外出，届时不必前来。戴笠预感有什么事会发生，马上电话联系酆悌，但对方无人应答。这时戴笠的部下、交通科长胡子萍前来报告，说军统负责运载疏散人员的汽车被警备司令部人员扣留在新军路，用于运送爆破人员与焚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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