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开国皇帝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反映出这位统治者胸怀之宽厚，执政之仁慈，这在五千年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宋太祖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太祖没有做过，那么又是谁精心编造了这个“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开启，皇帝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庙庭中，不敢窥视。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中祭器都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人们方得一睹此碑尊颜。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勋传》载，靖康末(1126)，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的日子里，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说：“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鏖后录》卷一也有相同记载。
首先，宋太祖的为人应与此誓碑的内容真实性有很大关系。太祖虽出身行武，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时，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主要是书籍数千卷，这应是他比较重视读书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当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武将防范的需要，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因为文臣不会很大地危及政权，而对其宽大仁厚可收买人心，这实在是他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英明之处。同时，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此事颇详，这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是少见的。宰相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回答：“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类似话题。还据说，太祖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左右大臣如何处置，赵普等主张处死，潘美在旁独不语。太祖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联不忍为。”潘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判给潘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宋太祖似乎可谓宽厚之君主，其豁达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筹。
其次，还应考察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宋代所执行国策之间的关系，从中也能透露出有关情况的可靠性如何。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待周后之厚”谈到，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迁郑王至房州。开宝六年(973)，郑王过世，此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祖宗誓约”之语评论之。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1986年，学者杜文玉发表《太祖誓碑质疑》一文，经过详尽考证后认为，关于“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叶梦得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勋自金国返回南京，数月后叶梦得才调任京官，他应该是从曹勋处得到这个相关消息，再加上社会传闻，遂撰成上述故事。其余诸书中，《挥鏖后录》成书最早，其在记录誓碑内容后，进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应来自此书，《宋史》编纂时则参详《系年要录》。可以说，凡关于此事的记载，莫不在曹勋南归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内容由于保密严格而没被泄漏，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此事的消息来源就不应只是单方面的。然而事实正相反，曹勋南归为此消息的惟一来源，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太祖本纪》等重要史料及相关文人笔记中都毫无踪影。
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阳，洛阳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阳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理应身体力行。然而查阅《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其在位十几年中并不少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枢密直学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监察御史、县令等，皆有被杀者，太祖是北宋诸帝中杀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洽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步稳定了局势。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宋初严惩赃吏”条也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上引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言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应如何处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侯延庆《退斋笔录》载，在神宗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漕臣之时，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吕大防传》也载，哲宗朝，宰相吕大防说：“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外，《长编》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类似言论;《宋史·章惇传》，宋哲宗也有类似说法。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太祖誓碑，与碑文类似的祖宗家法的有关誓约，看来还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待宋代政治史上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只有取审慎的态度，作进一步的研究。
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广开言路，锐意进取，勤政治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咸平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纳岁币求苟安，施政方针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劳民伤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国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绎了几场“天书”、“封禅”之类的迷信闹剧。其中一些神秘细节的具体操作过程，将永远是宫廷历史之谜。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心情一直不好。原来想到世人对其父宋太宗皇位合法性问题的非议，及对自己替代兄长继承皇位问题的种种看法，心里就一肚皮的不高兴。此时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又告诉他：“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与辽国立城下之盟，难道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是旧患未除，又添新耻，真宗心里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说不出来的窝囊和憋气，心病不轻。
王钦若揣摩到皇帝的心事，也为了印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提出：“只有封禅泰山，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邦。”真宗听了果然心动。而后，王钦若又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瑞’，帝王才行封禅之举，那么怎么求得‘天瑞’呢?难道伏羲时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天瑞虽非人力所为，但只要皇上深信而崇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降祥瑞无异。”真宗又去问秘阁直学士杜稿：“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杜稿随口回答：“就是所谓‘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负书出于洛’，其实都是古来即有的圣人设神道为教而已。”真宗听了，心神领会，决定施行。
真宗感到需要先将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批官员买通，让他们也心悦诚服地加入到这一剧情的演员行列中，那戏才会演得逼真。王钦若去转达了真宗的有关“圣意”，王旦半信半疑地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群臣欢宴，提出不分君臣而以主宾就座，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权三司使丁谓，及王旦、杜稿等大臣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就不要讲究君臣大礼了。”喝到高兴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尤其是特赐给王旦御酒一樽，嘱咐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回府打开一看，见樽中都是亮晃晃的大颗明珠，联系到前些天王钦若传达的“圣意”，顿然有所领悟。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的早朝上，内侍来报说宫城左承门天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有两丈多长，黄帛上隐约有字。真宗便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去年十一月某日夜里，有神人来告，谓来月在正殿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朕自十二月朔日已在正殿设了道场，恐内外起疑，所以未曾宣布。今日之帛书想必是天书下降了。”王旦带领群臣马上称贺，随后真宗率领众人来到左承天门，焚香望拜，让内侍上城楼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中“付于恒”，当然是指真宗赵恒，可见真宗即位是天命所归，且可传“世七百”，永葆宋祚。真宗大喜，把“天书”收藏于金匮之中，然后大宴群臣，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大中”有万事适中之意，“祥符”就是 “天瑞”。接着大赦罪犯，官员普加薪律，京城放假五天，公费欢宴庆祝。并遣使祭告天地、宗庙、宫观，群臣也纷纷上表称贺，一场闹剧拉开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知州率千余人赴京上表，称天降祥符，万民称颂，请圣上封禅泰山，以报天地。真宗命朝臣讨论此事，众臣以为封禅泰山是帝王将自己统治天下的功德昭告天地的大礼，秦皇汉武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大宋建立以来，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天下大治，完全有必要举行这一大典。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宫中功德阁，进一步表明了天意。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外来使臣、僧道耆寿等各界代表二万四千余人伏阙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这样规模大代表广的上请，竟达五次之多，这班老臣也的确配合默契。
真宗遂决定当年十月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曾问权三司使(财政大臣)丁谓经费有无问题?丁谓回答：“大计有余。”这更坚定了真宗过封禅瘾的决心。六月的一次朝会上，真宗又继续演绎着上回那个故事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将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王钦若上奏说，泰山下有醴泉涌出，泉旁的亭中有“天书”下降。于是群臣再纷纷上表称贺，乞加尊号“崇文广武仪天尊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真宗拜受。至此，封禅的舆论准备，可谓相当完满。其他准备工作也正风风火火地进行着，如令匠人们专门制造了奉迎 “天书”使用的“玉辂”。
十月初四，以玉辂载天书为前导，赵恒在庞大的仪扈从下居中，文武百官紧随其后，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了。大队人马走了十七天，才从京城来到泰山脚下。仪仗、士卒遍列山野，两步一人，数步一旗，从山下一直排到山顶，其气势着实宏大。十月二十三日清晨，赵恒在斋戒三天后，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在众臣簇拥下，登上南天门，来到岱顶神庙。次日，举行隆重而繁琐的仪式，封祭昊天上帝及五方诸神，礼毕下山。再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杜首山祭地祗神。最后登上朝觐坛，接受百官、外使和众僧的朝贺，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然后大赦天下，文武官员进秩，赐天下大酺三日，各地举行公费宴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泰山中天门之下，海拔八百米的“回马岭”，这里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景色优美。传说宋真宗到泰山封禅，骑马上山，至此坡路高峻陡峭，马不能行，只得在此回马。现有石坊一座，额刻“回马岭”三字。可是从历史记录来看，宋真宗并不是骑马上山的，而是坐山轿上的山。泰山岱庙的《宋真宗封祀坛颂碑》记述：“上乃乘轻舆，陟绝嗽，跻日观，出天门。”即乘坐山轿，攀盘道石阶而上。而这“回马岭”，据说唐代就有此名。有人认为应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回马之处，也有人认为应是汉光武帝登封泰山的回马之处，不知哪个推断的可信度较大?
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拜了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然后参观了孔府，游览了孔林，赐钱三百万。以封禅礼成，诏改乾封县为“奉符县”。真宗还作《庆东封礼成诗》，令诸臣唱和，最后盛宴群臣。回到京城开封，诏定“天书”下降京城之日为“天庆节”，“天书”降于泰山日为“天贶节”，命文臣将其封禅泰山之行编成《大中祥符封禅记》一书。封禅大典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群臣也争上表章，竞献赞颂之词，举国如痴如醉。
在其后的日子里，各地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如陕州报告说：“黄河自清”了，解州又发生“池盐不种自生”的奇迹，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仙书《灵宝真文》……真宗都深信不疑。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士人、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后土祠。真宗这时对制造大排场以抬高声望的做法似乎已经上瘾，决定明年春天亲祭汾阴地神。
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二十三日，赵恒又率众启程，西祀后土的队伍仍以“天书”为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历时二十一天才到山西宝鼎奉祗宫，以封禅泰山的隆重礼仪祭祀后土地祗。完成后，真宗又过黄河，折道向西，来到华山，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礼仪。归途中，又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拜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直到四月初才回到京城，前后闹腾了近七十天，这趟“西祀”比“东封”耗费更大。准备工作就做了年余，修行宫、治道路、征民夫、役兵卒、贡钱物，动辄上万人，几十万钱帛。一些正直的朝臣上书劝谏，真宗根本听不进去。回来后，又是加官进俸，又是派使臣分赴五岳，为诸岳册封帝号，仍忙得不亦乐乎。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的一天，真宗又忍不住演绎上回的故事，还说那位神仙托梦，传达天帝的旨意：“令先祖赵玄朗授你天书。”不久，这位先祖果然托梦告诫真宗：“要善为抚育苍生。”真宗认下这位子虚乌有的先祖后，马上出台了一连串举措：一是命天下为圣祖避讳;二是为圣祖上尊号，并配上一位圣母;三是在京城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其规模仅次于太庙;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宫观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县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官员上任和离职都必须拜谒;六是命宗正寺修订皇室家谱，增入圣祖事迹。由是真宗带头撰写《圣祖降临记》，王钦若的《圣祖事迹》、盛度的《圣祖天源录》等也纷纷出笼。
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多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宫，拜祭老子。数天之中，群臣们也凑热闹，再次吁请。于是，真宗下诏，明年春天幸亳州，加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尊号，命丁谓判亳州，筹措相关事宜。几个月后，丁谓又称瑞兆频生，从亳州献上灵芝三万七千枝，真宗另辟一殿展览这些灵芝。次年正月，仍以“天书”为前导，真宗率众又浩浩荡荡地开赴亳州(今安徽亳县)，在太清宫拜谒老子后，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半年过后，真宗又想出崇道的点子，宣布天帝的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一，在隆重的礼仪中，真宗在玉清宫向天帝正式奉上尊号，参加这一仪式的除文武百官外，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等。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须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皇大天帝致敬，地方官要派人检查，民间“玉皇大帝”的称呼也始于此。天禧元年(1017)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民众僧道烧香跪拜。这样，将全国都卷入这一敬拜“玉皇大帝”的狂热迷信活动之中。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玉清昭应宫有二千六百多座殿宇建筑，役使数万工匠夜以继日，用了七年多时间才竣工，并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其宏大豪华之规模，超过秦之阿房和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又命令全国各州县都必须建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总数在千所以上。真宗还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有一千三百二十多座建筑，以供奉圣祖赵玄朗，又造太极观供奉圣祖母。由于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拜，就在京城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天书”也随葬入陵，总算结束了长达15年的荒唐闹剧。真宗晚年已完全沉浸在这出自导自演的荒诞戏剧中，满口胡话，神魂颠倒。当然还有大量的必不可少的配角，才能把这场戏演得如此生动鲜活。其中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和刘承规五位配角最为重要，他们相互勾结，行踪诡秘，号称“五鬼”，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然而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王钦若为人奸巧，智数过人，胆大妄为，又懂道教，这出戏由他首创建议，作用最大。丁谓狡黠机敏，开始主要是推波助斓，后来居上累官宰相，成为真宗末年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林特工于算计，善于逢迎附和，接任三司使，主管封祀和营造的财政大计，几乎把太祖、太宗朝的家底积蓄都挥霍殆尽。刘承规是宦官，官居皇城使，当时伪造“天书”，多由皇城司奏报，或兼负责道具的制作。陈彭年擅长礼法，颇有学问，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历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天禧大礼，为天书仪卫副使，负责闹剧场景的设计。宰相王旦名为正直，且屡次立请封禅，冒称众意，利令智昏到如此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僧道、耆寿、外臣乃至大量人士、百姓都参与了进来，搞得举国如痴如醉，进入疯狂状态。
那么，是什么魔力能动员起全国这么多的各阶层人士，最后完成这令后人深感可笑又可悲的荒诞闹剧呢?其中有多少人在不同程度的参与作假?多少人明知“天书”等符瑞吉兆有假，却依然崇信有加，痴狂不已?为什么此类文化现象有如此之感劭而在历史上能常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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