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和刘备，真的有机会一统天下吗？
情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有人英雄一世，最后没有败给敌人，却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了。刘备，一个胸怀韬略，志向远大的君主，汇聚天下文臣武将，在建立蜀国后，本可有机会一统天下，完成心愿的时候，却阴沟翻船，不得善终，结果让人唏嘘。然而历史上极其诡异的一幕是被誉为智慧象征的无所不能的诸葛亮对此却束手无策，甚至在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后感叹说，如果法正在，结果恐怕不至于如此。我们先看故事。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报吴夺荆州、关羽被杀之仇，率大军攻吴。吴将陆逊为避其锋，坚守不战，双方成对峙之势。蜀军远征，补给困难，又不能速战速决，加上入夏以后天气炎热，以致锐气渐失，士气低落。刘备为舒缓军士酷热之苦，命蜀军在山林中安营扎寨以避暑热。陆逊看准时机，命士兵每人带一把茅草，到达蜀军营垒时边放火边猛攻。蜀军营寨的木栅和周围的林木为易燃之物，火势迅速在各营漫延。蜀军大乱，被吴军连破四十余营。陆逊火烧连营的成功，决定了猇亭之战蜀败吴胜的结果，
刘备才逃到了白帝城。这一场大战，蜀军几乎全军覆没，船只、器械和军用物资，全部被吴军缴获。历史上把这场战争称作“猇亭之战”，也叫“彝陵之战”。刘备失败之后，又悔又恨，说：“我竟被陆逊打败，这岂不是天意吗？”过了不久，他在永安病故了。
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就此陨落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唏嘘之余，我们是否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总所周知，刘备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温和，隐忍的形象，却为何落的晚节不保呢？有人说是因为他讲义气，为关羽报仇，也有人说他是万不得已，都有一定道理，但这并非说明情况，或许真实原因是，他被情绪这个恶魔给吞噬了。
鬼谷子当然不会告诉我们如何控制情绪，纵横学不是成功学，但是鬼谷子却给告诉我们，如何去利用他人的情绪而我们的游说。从东吴后期的策略看来，其实掐准刘备心思的人并非诸葛亮，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孙权和陆逊。在兵法里说到骄兵必败的道理，刘备之所以选择战争，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实力足以给东吴沉重的打击，可惜历史智慧导演人生，悲剧还是喜剧，还是要看历史如何导演。
其实战争和游说一样，前提是要看自己有几斤几两，然后再发动战争也不迟。鬼谷子说量权是什么？就是揣度实力大小，谋划胜算如何（诸葛亮都没有加入战争），若对局势衡量不准，就获不到强弱轻重的比较；若对诸侯情况揣度不准，就撑握不到暗地的变化。何为量权？一般有十个方面：一是度国土大小，兵力多少，财货有无，人口多少，富裕还是贪乏，富者与穷者各有多少；二辩各国地利，哪处与己有利，哪处与己有害；三析各国策略谋划，谁更胜一筹；四量君臣亲疏关系，贤德者是谁，不肖者是谁；五看各诸侯宾客，良才与庸才各有多少；六察各诸候的命运福祸，谁吉利，谁凶险；七察诸侯友谊，谁可以利用，谁不可利用；八断各国百姓人心向背，哪国安定，哪国危机潜伏；九察百姓拥护谁，厌恶谁；十度不顺从的势力，哪些要提防，哪些可联合。若能将上述了解清楚，便达到了量权的要求，就是揣的最高境界了。
揣情，就是在对方最高兴时加大他们的欲望。他们既然有欲望，就无法掩饰实情；又必须在对方最恐惧时去加重他们的恐惧，他们既然有害怕的心理，也不可能隐瞒住，情欲必然随事态的发展变化流露出来。对那些已经受到感动，仍不见有异常变化之人，就要改变游说对象，不要再对他说什么了，而应改向他所亲近的人去游说，这样就可以从侧面知道他安然不为所动的原因。那些感情从内部发生变化的人，必会通过形态显现于外表。因此，我们常通过外象，来了解那些隐藏于内的实情。此即是“测深揣情”。所以谋划国家大事的时候要认真量权，游说诸侯的时候，要认真揣情。
刘备之所以失败并非兵马不强，并非人心不齐，并非谋划失策，关键在于其被情绪所控制，结果烦了低级错误，还记得赤壁之战，曹操骄傲而败，而刘备同样被一把火给烧的前功尽弃，这把火不仅是陆逊的明火，而是刘备心中的怒火。因火而失去理智，所以我们再看待鬼谷子的时候，一方面要学习利用他人情绪，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自己不要被情绪左右。
在古代社会，宰相是仅次于皇帝的重要角色。宋代以前宰相地位颇为尊荣。但有宋一代相权却削弱很多，同时又出现过不少权相，这是值得深思的反常现象。
一、赵宋相权去哪儿了?
唐代本设有三个中央机构(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实为宰相，掌管国家最高权力。
宋代也有三省，但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单独取旨，称政事堂;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之外，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最高命令。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
较之唐代，宋代的相权由此在五个方面产生了弱化——
1首先是决策权的弱化
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一》记载：“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及(范)质等为相，自以周室旧臣，内存形迹，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
在唐代，所有决策均出自中书门下两省，中书省“定旨出命”，门下省审议副署;必要时三省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议决断。故而，唐代最高命令实际上由宰相拟定，皇帝只是行使同意权或拍板权而已。
自宋太祖以后，不仅废止宰相“坐以论道”的礼遇，而且取消宰相的主动决策权。凡事，宰相只是先写一刮子，提出几项意见，或拟出几条办法，呈送皇帝决定;然后再按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这便是“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宰相再不能主动决策，只是遵命于皇帝。
2其次是军事权的弱化
宋初，宰相的军事权曾被剥夺。涉及军事问题，皇帝只与密枢院长官商议，宰相无权过问。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知制诰田锡上奏指出：“臣闻前年出师，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陈利用、贺令图之辈荧惑圣聪，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义军，札配军分，赵普等亦不知。夫宰相非才也，则罢之可也。宰相可任，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不使与闻者哉!”(《长编》卷30)
可见，田锡对宰相无权过问军事颇不以为然。景德元年(1004)，契丹再次大举入侵。真宗没有太祖运二府于股掌之上的统帅能力，对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他需要二府之间的紧密协调，因此，“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长编》卷57)
面临战争威吓，真宗被迫承认宰相“总文武大政”的职权。此后，宰相虽然过问军事，但主导权仍在枢密院。
3再次是财政权的弱化
宋代的财政，由三个司掌管，三司使是最高财政长官，不受宰相节制，直接对皇帝负责。所谓三司，即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
在唐代，司是属于尚书六部下面的二级机构(司局级)，接受六部尚书(部长)的领导。必要时，宰相也会兼领户部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以便直接掌管财政大权。
而宋代，三司地位大为提高，独立掌管全国的财政，这是有意削弱宰相的职权。王安石实行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将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整合起来，统一到新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里，欲让财政大权回到宰相手中。
但是，司马光等人极力反对，认为财政应该由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两府不得侵其事。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被废止。
4再是人事权的弱化
历来官府用人，本应隶属于宰相职权范围之内。任用什么人，提拔什么官，这是宰相管辖之吏部的事。
而宋代，在吏部之外，另设考课院。考课亦即铨叙，对官员进行综合考评。考课院后来更名为审官院，又分为东西两院，东院负责选用文官，西院负责选用武官。此外，还设置三班院，专门管理内廷供奉及殿直官。
这样的人事制度安排，导致机构繁杂，政出多门，同时也弱化了宰相的人事权。
5最后是谏议权的弱化
在唐代，台谏均为监察官。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职责是监督宰相及百官，约束行政权力;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职责是专门讽谏皇帝，纠绳皇帝的过失。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成立另一最高监察机构谏院，将原本隶属于门下省的谏官分离出来。从此以后，谏官不再是宰相下属，宰相无权任用谏官，所有台官谏官均由皇帝任命。
设立谏官的初衷就是在于纠绳皇帝，而不是纠绳宰相，所谓“谏”是针对皇帝而言的。而让谏官脱离门下省，不再隶属宰相，反过来纠绳宰相，这样就剥夺了宰相通过谏官向皇帝进行规谏的权利。
总之，宋代的相权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由于宋初宰相范质等人主动做出让步，另一方面是由于宋太祖热衷于集权。这无疑是出于私心，害怕宰相权力过大，动摇皇帝权威，甚至觊觎皇位。权力这东西也是守恒的，相权被削弱，皇权则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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