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7年，历史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李渊父子的“晋阳起兵”。它就像一记劈裂天空的绚丽闪电，一举刺破隋帝国的茫茫黑夜;又像是一道穿越浓云的熠熠曙光，瞬间照亮了大唐王朝的清晨。这个令天地变色、令历史改辙的大事件有诸多人物参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他们是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唐俭、柴绍、殷开山、刘政会、温大雅、武士彟……这些人是晋阳起兵最重要的骨干力量，正是有了他们的推动、策划、参与，这次起义才能获得成功，大唐王朝最终才得以横空出世。可不管怎么说，他们终究只是这个大事件的配角。
晋阳起兵的主角，当然非李渊父子莫属。可问题是，在李渊父子当中，谁才是这次起兵的“首谋之人”?谁才是这个大事件真正的灵魂人物?谁才是大唐三百年基业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对此，历代官修正史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世民。后晋刘昫修撰的《旧唐书》声称：“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也断言：“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起兵晋阳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李世民真的是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按照官方正史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晋阳起兵前夕都做了些什么……李世民跟随李渊来到太原后，迅速结交了一批江湖义士。《旧唐书·太宗本纪》称其“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资治通鉴·隋纪七》说：“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
长孙顺德与刘弘基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李世民结成了生死之交。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与刘弘基原本都是隋宫廷的宿卫军官，因逃避辽东兵役，亡命太原投靠了李渊，因此与李世民相结纳。这两个人后来在募集义兵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刘文静和裴寂也在此际先后加入了李世民“潜图义举”的行列之中。刘文静时任晋阳令，裴寂时任晋阳宫监，二人因职务交往而成为好友。他们目睹天下大乱，而自身前途未卜，时常相对而叹。有一次，裴寂说：“贫贱如此，又逢离乱，将何以自存?”当时刘文静还未参与李世民之谋，但是暗中已经对他极为倾慕，所以趁机游说裴寂道：“李世民非寻常之人，其胸襟豁达类似汉高祖，天纵神武如同魏武帝，虽然年少，却是命世之才!”言下之意是让裴寂和他一起依附李世民，可裴寂对此却不以为然。
不久，刘文静因与李密有姻亲关系而坐罪，被关进郡狱。正当他对前途感到茫然之际，李世民忽然亲自来狱中探望他。刘文静大喜过望，马上向李世民发出试探，说：“天下大乱，非汉高祖、光武帝之才华者，不可平定四海!”李世民笑着说：“先生怎么知道没有?只是常人不知道罢了。我之所以来看你，并不是像小儿女那样注重个人感情，而是来和先生图谋天下大事，不知先生有何见教?”刘文静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如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天下群盗多如牛毛。值此之际，若有真命之主应天顺人，振臂一呼，取天下则易如反掌。今太原百姓为避战乱，皆入晋阳，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知其中豪杰之士众多，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亦有数万，一声令下，谁敢不从?进而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完朗声大笑：“君言正合我意。”从此，李世民与刘文静开始积极部署，准备起事。而这个时候，李渊在做什么呢?按照正史的说法：“渊不之知也。”而李世民则“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李渊真的是这样浑浑噩噩，对李世民的起兵密谋一无所知吗?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探讨，现在接着来看在官方正史中，李世民是如何软硬兼施地“说服”李渊起兵，而李渊又是如何举棋不定、出尔反尔的。由于裴寂与李渊的私交很好，所以李世民决定从裴寂的身上突破。他天天与裴寂交游，同时拿出私人的钱数百万，让人与裴寂赌博，每一次都诈输，把裴寂乐坏了。等到那些钱输得差不多的时候，李世民也顺理成章地和裴寂变成好友了。最后，李世民把自己的密谋告诉了裴寂，同时让他想办法说服李渊。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此刻，裴寂已经很清楚他那些钱是怎么到手的了，只好点头同意。李世民和裴寂很快就想了一计。随后的日子里，裴寂天天去找李渊喝酒，喝完酒又顺便“送上”几位美女。一连数日，把李渊伺候得舒舒服服。几天之后，裴寂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不慌不忙地对李渊说：“二郎暗中蓄养兵马，欲举义旗，恐大事泄露被诛，所以让我以晋阳宫女奉公，此乃情急之下，迫不得已之计。如今众人心意已决，不知公意下如何?”
李玉琴的回忆录中写道：“吉冈通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溥仪立即双膝跪下，向东叩首，还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
溥仪自述
“原来还有一场戏要演”
在爱新觉罗·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他是这样记录宣读“退位诏书”时的情况：
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退位诏书”。我站在犹如一群丧家犬的大臣、参议面前，照着念了一遍。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苦笑着给划掉了。
“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同时宣布成立‘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军队接收。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
得知投降
“向东叩首打自己两个嘴巴”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日军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决定主力退守“南满”，采用游击战的形式，跟苏军长期周旋，要把国都迁往通化，皇室和政府都要迁到那里。
8月11日，溥仪及满洲国政府官员离开伪帝宫开始乘火车撤退，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住进了设在这里的“临时皇宫”。这里位于长白山下鸭绿江畔，山高林密，有一座铁矿，可以躲避苏军的空袭。
1945年8月15日中午，吉冈安直、溥仪等在大栗子镇收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十分惊慌，一时不知所措。
李玉琴的回忆录中写道：“吉冈通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溥仪立即双膝跪下，向东叩首，还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
东京审判
连续8天出庭作证
1945年8月17日，关东军司令部向全军下发命令，宣布停战缴械。于是自日俄战争以来，在东北横行了四十年的日本关东军灭亡了。当天下午，张景惠与乘专机由长春刚到通化的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乘火车急返大栗子镇，向溥仪通报情况，安排溥仪发表所谓的退位诏书。
随后准备前往日本的溥仪在机场被苏联红军抓获，在1946年8月16日，东京审判中溥仪出庭作证，作为日本侵略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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