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明朝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明朝竟然是一个“极辉煌”与“最黑暗”并存的朝代。我们说明朝“极辉煌”主要是说它的成就斐然。一般认为，明朝是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可谓是难得的辉煌时期。
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明朝初年国力强盛，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励精图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间，明朝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锡兰，羁縻马来诸岛族。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一个接一个，一派盛世景象。即便是后来还有“弘治中兴”、“万历中兴”等等。军事上，疆土辽阔，台湾也被统一。且有资料表明，明朝曾经一个时期，军事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经济上，明朝经济在历史上属于发达阶段，后世计当时朝廷税收，明朝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一。明朝无论是铸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享有盛誉。商业也实现了空前繁荣。文化上，从明朝晚期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很快。与此同时，也涌现了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冯梦龙、汤显祖、文征明、唐寅等一大批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戏曲家、艺术家等等。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传统科学技术进入了总结阶段。一个修筑了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天坛、长城，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编纂了《永乐大典》的时代，难道还不够称之为极辉煌?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明朝时期也是“最黑暗”的年代。主要体现在：一是特务林立。明朝皇帝嫌“三法司”不能自由控制，遂大兴诏狱，从洪武时设立的锦衣卫，加上永乐时设立的东厂，成化时设立的西厂，可不经三法司，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这是造成滥杀无辜、牵连民众的罪魁祸首之一。二是宦官乱政。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权力极大，在宦官史上力拔头筹。尤其是那么多本应很有气节的文官武将却争着给太监当“干儿子”，甚至立生祠，其影响人物之众、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这一点不仅在历朝历代，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三是大兴八股。明朝皇帝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就连科举“考试大纲”也规定，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必须严格遵循程朱的注疏。它通过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加上后来实行的“文字狱”是对文化的极大破坏与损害。四是明朝不仅耗费巨大银两养了多达200万军户，还耗费巨大财力物力共修建了约6300公里长城，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这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无形加重了国家与民众的负担。
在列举了明朝“辉煌”与“黑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后，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是，为何同为一个朝代竟会使两种现象并存?其实，我们只要对历史全面分析、完整看待，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毕竟，任何一段历史，都是各种现象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和多样组合体，任何单纯单独的某种历史类型不可能存在。我们今天综合分析明朝历史，就是为了提倡大家在看待明朝历史时，需要一分为二，需要实事求是，既不能仅看待辉煌的一面，也不能被黑暗的一面遮住了眼睛，只有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探讨，才能弘扬历史文化、汲取历史教训，为我们今天的事业与工作提供有效帮助或借鉴。
朱常洛，可以说是明代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皇帝，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其实，万历皇帝并不喜爱这位太子，他的位置曾一度岌岌可危，好容易苦熬到三十九年之后，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可惜的是，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十天清晨，这位刚要展翅高飞的皇帝却莫名其妙地去世了。也许，正是因为他在位仅一个月，就散手人寰，故史书或后人也常称其为“一月皇帝”。
说到明光宗，我们不得不提轰动一时的明宫三大疑案之一的“红丸案”。何谓“红丸”?有资料称，它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煮过七次，变成药浆，再加上红铅、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南辰州出产的硃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据说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
在明朝确实有制作“红丸”的历史。据《明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从畿内(即京城管辖的地区)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1555)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1564)正月，选宫女三百人，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药渣”。还是言归正传，继续谈明光宗的事。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后人也有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的。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任何疾病的症象。
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其实，朱常洛在还没有正式即位前，就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如此看来，新君继位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不曾想，朱常洛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就一病不起。就连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活动。至于泰昌帝为何一病不起，有许多说法，其中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泰昌帝未即位前就很好女色，即位后郑贵妃又向皇帝进献美女(《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泰昌帝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年龄又不饶人(古代时39岁已算较大年纪)，即位之初处理政务已非常繁忙，加上回到后宫的纵欲，他终于倒下了。
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急召内官崔文升为其治病。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吃几副补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复原，但是掌管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致使泰昌帝当天晚上腹泻三四十次，身体自然垮了，而且病情日趋恶化。
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
后来，因“红丸”导致光宗暴死，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其间，加上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矣。这一系列宫廷内乱和党争案件，史称“红丸案”。鉴于案件复杂曲折，牵连众多，且时间跨度极大，笔者在此就不再详述。朱常洛作为明代倒数第二个皇帝，在历经艰难曲折终于登上皇帝宝座，才刚刚一个月，就死于“非命”，无疑成了明朝历史上最为短命的皇帝。若探究明光宗死因，既有过度贪慕女色的因素，也有郑贵妃不怀好意的影子，还有宫廷内争权夺利的阴谋参杂。我私以为，假如明光宗是位明君的话，此事当可避免。可惜他在被朝政与美色拖垮身体之后，不思进取，不懂收敛，反而依赖迷信，寄托希望于“红丸”，结果在断送了自己生命的同时，也踩下了明朝滑向灭亡的加速器，真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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