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买卖婚姻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曲记》中的“非受币不高不亲”。在古代，这种买卖婚姻其实是合理合法的，历代的旧制度都把收受聘财作为订婚的条件。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男方必须向岳父交纳未婚妻的买身费和聘礼，罗马市民法以买卖婚姻为成立“有夫权的婚姻”(即妻子财产完全属于丈夫所有)的三种方式之一。由此可见，买卖婚姻这一社会现象在过去很普遍。这种现象说到底跟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总的来说农村比城市严重，旧社会比新社会严重。
旧社会穷人穷得卖儿卖女，拿自己的儿女去换粮食，我们现在说他们太狠心，其实那都是出于无奈，孩子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们能不心痛吗？与其自己和孩子都饿死，还不如让孩子找个地方逃命，自己也可以用这笔钱“养命”。想想在连孩子都能买卖的旧社会，这买卖婚姻又算得了什么？
下面这张卖妻的文书是在一张婚书范本上填充的，红色文字是婚书上原本印好的文字，黑色文字是买卖双方填充的内容，显得不伦不类。本应填写结婚双方姓名年龄籍贯的空格却填上了卖妻与买妻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应填结婚双方八字的空格却填上了交易日期；在婚书上又硬添加一些文字，说明买卖关系。(原证无标点，标点是笔者所加)： 卖妻姓名×兴发，年岁三十八，籍贯萨县新营，成纪七三八年四月九日x时诞生。今订聘将原配潘氏卖与之×凤山名下为室。娶妻人姓名×凤山，年岁三十三，籍贯崞县人，于成纪七三八年四月九日x时诞生。今许配继将×潘氏本身之卖与×凤山名下为室。业经双方同意。特此证明。证婚人×礼，介绍人×兴宽，代书人×顺秃，主婚人×兴发，结婚人×凤山。 成吉思汗纪元七三八年四月九日。
这个卖老婆的家伙大概与穷字不沾边，因为这位卖老婆的仁兄还能当上堂堂的“主婚人”！你想呀，谁家愿意请一个叫花子主持婚礼？他一定是个有头有脸的“文明人”，“文明”到把老婆当商品的程度。此人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老婆卖给了别人，而且还不失时机地进行“售后服务”，就像我们常说的“扶上马又送一程”————他自己还亲自给买家当“主婚人”，真是送佛送到西天。这事按说是够滑稽的了，可这么离奇的事实实在在写在纸上，让你不信还不行。再看看那正儿八经的官方行文和大红公章，决不是偷偷摸摸，更不是羞羞答答，而是地地道道的“公开转让”，买卖两家皆大欢喜。
这张特殊的结婚证上的时间也特殊，是成吉思汗纪元738年4月9日(公历1944年)。这种纪元使人想到了蒙古族，再看看那上面不伦不类的四色旗，有点儿像伪满又不是伪满，那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末尾，猜想可能是蒙奸的傀儡政府干的，后来一查果然是所谓的“蒙古自治邦”。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张结婚证吧，它和上一张“卖妻证”一样，都“出身”于日寇傀儡政府，同是成吉思汗纪元，上面的“察南政厅”就是察南自治政府的一个“厅”。这些就不多说了，咱们还回到婚姻的话题上，我最感兴趣的是上面有显眼的“民族交欢”字样。显然这是蒙汉通婚的产物，他们为什么如此大肆宣传蒙汉通婚呢？我想起了清宫题材的电视剧，那孝庄皇后竟不是满人而是蒙古人。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政权里，蒙古姑娘竟成了宫里的“半边天”，世世代代“承包”着他们宫殿的另一半。这当然不是“买卖婚姻”，可里面总让人感觉有点“交易”成分。因为身后的蒙古大草原是“亲戚”所在，满族就名副其实地后顾无忧了。
两个民族通婚带来了两个民族的和平共处，“民族交欢”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满蒙这种民族政策，必然影响后代，上行下效自然也影响到民间。蒙古人以前跟满族人好，后来又跟汉族人好。在大草原上“一家两制”的事屡见不鲜，汉人家里有“蒙半天”，蒙人家里有“汉半天”。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49年以后少数民族身份特别吃香：上学、当兵、招工、提干都有优惠，娶蒙古姑娘嫁蒙古丈夫有的是好处，生个孩子就可以随少数民族享受优惠，沾民族政策的光，民族团结倒也其乐融融。
“虽然蒋介石对先父怀恨而无好感，但他们在台北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对他无诋毁之词。他的文武部属不少人参加了反蒋、爱国的阵营。1933年，长城战役中的二十九军将士，是他的最后嫡系部队;1936年西安事变，杨虎城率其第十七路军，也是他的旧部;解放战争中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赵寿山、高树勋、张克侠、何其沣等将领都是他西北军部队。”冯弗伐曾如是评价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冯弗伐：《纪念先父冯玉祥——为迎接先父百年诞辰而作》，载《北美日报》1981年12月10日第9版。]。
其实，冯玉祥在出版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通过目录就可以看出，其对蒋介石却是几尽嘲讽，如“随便杀人的蒋介石”、“决心不守法的蒋介石”、“收买领袖不成功的蒋介石”、“说体面好不做体面事的蒋介石”、“随便乱杀公务员的蒋介石”、“拿着人民当仇敌的蒋介石”、“一心一意要做袁世凯的蒋介石”……
因而，冯玉祥对蒋介石盖棺论定的评价是：“二十年的光阴，我同他都在一起。他是如何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可以说没有一桩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每次开会，他虽然不到，他在纪念周上的表示，在与各人谈话中的表示，和在三五个人聚餐时的表示，都清清楚楚的。他什么时候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我是看得清白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与蒋介石，从义结金兰到兵戎相见，直到最后公开决裂，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溘然病逝。这一年，冯玉祥第一次听到“蒋介石”这个名字。但冯玉祥在向李德全口述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对这次耳闻的蒋介石却没有好印象，“那一年孙总理在永丰军舰上，有陈炯明派的一个青年带着一个大炸弹去炸孙中山，被孙先生的人捉住了。后来有一个孙先生的外国朋友对孙先生说：‘你是的大总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度量应当宽大。’这一个放炸弹的青年的父亲，是这个外国朋友的好朋友，因此他来求孙先生赦免他的死罪。孙先生完全答应了，并且说：‘年轻的孩子懂得什么，我一定释放他。’中山先生提起笔来下了一个手谕，叫把那放炸弹的青年释放了。临到中山先生离开永丰军舰的时候，蒋介石对守卫的人说：‘不要放，快快拉出去枪决了。’后来某外国人知道了那个青年被枪决了，到处说孙先生说了话不算数。实在呢，是蒋介石不服从孙先生的话，可是那个外国人，怎么会晓得那个内容呢!看看今天吧，孙先生原来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孙先生主张国家独立，不依赖外人，并且说打倒帝国主义;今天蒋介石，是不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叫祖宗呢?”(《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第二年春天，冯玉祥在蒙古的首都(库伦)听见几个朋友说：“广东3月20日逮捕了很多人，那是蒋介石干的。”这天，蒋介石下令占领中山舰，逮捕时任海军局代局长和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通常以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但是，这不过是由于中山舰的临时调动引发的一场误会。蒋介石误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试图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送往苏联。事变当天下午，蒋介石取消了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中重申：“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国民党同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
其实，1926年是冯玉祥与蒋介石蜜月期的开始。1926年7月， 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同年9月17日， 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此时的冯、蒋未曾谋面，但革命洪流让他们走在了一起。冯玉祥东出潼关， 兵解西安之围， 迅速平定甘陕，在晋北、陕西和甘肃与直、奉、晋联军作战，牵制了直奉军阀的大量兵力，吴佩孚陷于两线作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极力为蒋介石辩护，指责潼关街头贴出的“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严禁在其辖区内声讨蒋介石。5月1日，冯玉祥誓师西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与在南京的蒋介石政府遥相呼应， 率7路大军近20万人由陇入陕，挥戈南下，与奉军激战于河南。6月初， 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从此， 冯部开始摆脱被动局面， 逐步从南口重创中复苏，其势力范围逐步扩展到北方和黄河流域14个城市。1989年出版的首部《蒋介石传》作者杨树标先生认为：“没有蒋介石的北伐之力， 冯玉祥的国民军便难有出头之日;反过来， 正是有了冯玉祥的军事配合， 蒋介石才能够以10万之师， 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 在不出10个月的时间里，就消灭吴佩孚、孙传芳40万大军， 重创奉系精锐，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 为二次北伐打下坚实的基础， 奠定并巩固其自身在国民党内超乎他人之上的军事地位。冯、蒋最初的军事配合，既保证了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 也促成了冯部自身的复苏。对冯、蒋两人来说，这是一次双赢的军事合作。”[杨树标、杨发祥：《1927-1937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新论》，《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22页。]
在1927年6月19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北伐途中相遇，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我们的车子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丰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而20年后冯玉祥在大洋彼岸想起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谋面已经不再美好。“我看着他穿一套黄军服，大檐军帽，四十岁左右，五尺多高，很瘦的身材，两个眼睛凹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1947年，他如此向妻子李德全口述了对蒋介石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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