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事关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
2023年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强调要“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
2024年，我国的生育情况会发生哪些变化，未来应如何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建立什么样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向时代财经表示，中国人有喜爱“龙年”生育的传统，2024年的生育率有望提升。而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需构建起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四梁八柱”。
2024年生育率有望提升
时代财经：根据你的研究，2024年的生育情况会有哪些变化？
翟振武：2024年是龙年，中国人对生肖偏好非常明显，上一个龙年也就是2012年时就有一个生育小高峰。综合来看，2024年的生育率有望提升。
时代财经：如何看待“少子老龄化”趋势？
翟振武：“少子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都比较低，这是规律。
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为1.05。我个人认为在全面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落地后，未来有望回到1.3左右甚至之上。
时代财经：你认为近些年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有哪些？
翟振武：中国生育率下降既有通用的原因，比如现代化发展，也有自身的独特因素：
一是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受物价、婚育成本、生活压力等影响，压抑了生育欲望。
二是考虑到教育焦虑和养育成本，需要父母对孩子投入大量的资金与精力，就像现在很多家长白天要上班，晚上要陪孩子写作业，周末还要陪着上补习班，对于生育的欲望自然下降。
三是中国育龄女性的人数在减少，随着妇女的教育水平提升，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越来越多行业的女性从业者比例提升，而职业女性要面对工作和家庭生活上的冲突对于生育的考虑会更加慎重。
四是随着社会保障越来越好，“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步转变，不再说孩子越多越好。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生育率处于较低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时代财经：2023年，各地都推出政策以提高生育率。你如何评价效果？
翟振武：这些政策的效果因地方不同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建立托育系统的效果总体来说是最明显的，可以帮助很多家庭减轻很大的负担。目前，大家抚养孩子的方式要么自己带，要么请父母带，或者花钱雇保姆。这些或花精力，或花钱，如果能有政府举办的托儿所是最好的选择。建立托育系统方面，总体来说还有待提升和完善。
时代财经：你觉得应该如何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翟振武：目前，我国已经发布了包括“双减”等有利于生育的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进一步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这也是促进我国生育率能回归到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水平的关键。
全面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该是“四梁八柱”，从时间、经济、服务、文化等方面协同发力，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比如托育系统作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点之一，就应该做到足够普及、足够普惠，并保持较高的质量，解决生了以后没人带的问题。
通过经济转型开发利用人力资源
时代财经：如何看待“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翟振武：目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会波及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种影响不会在短期内显现，但从长期的角度去考虑，是一大挑战。
接下来当然要通过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去提高出生人口，缓解少子化的趋势，同时不用畏惧老龄化，应该保持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对照发达国家的情况，中国在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源上还有空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转型还应继续。
时代财经：中国在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有何优势，如何再提高？
翟振武：人力资源，其实可以质量换数量。
首先，随着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高，我们的退休年龄可以考虑适时提高，现在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精力还很充沛，自己想法子出去找工作。
其次，要做到人尽其才。未来应该是学什么专业、擅长什么技能就去做什么工作，中国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都比较齐全，有利用好人力资源的基础。
最后，应继续提高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能创造更高的劳动价值。中国已经有比较完全的教育体系，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科学家等人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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