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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由于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邓小平随红军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入第2纵队,踏上了万里征程。1935年10月,他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今吴旗镇)。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肃下寺湾同红15军团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几十年后,当小女儿毛毛(邓榕)问邓小平长征中做了些什么时,他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不过是邓小平的自谦之词。在被毛泽东誉为“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史诗般的长征及其前后,邓小平有着不平凡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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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红星》报

 

经历人生第一次沉浮的邓小平,1933年6月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因没有实际工作可做, 提出另调工作,不久到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具体负责主编《红星》报。《红星》报是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当时传播党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报纸原是铅印四开本,第四次反“围剿”时改为32开本,1933年5月停刊。邓小平主编《红星》报后,1933 年8月6日出版新编第1期,恢复为铅印四开本。后来,邓小平又把报纸扩大为8版,到1933年10月,还增办了《红星》副刊。1934年9月《红星》报铅印版因红军即将长征停办。

 

长征开始后,1934年10月20日,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油印版第1期出版。报头“红星”是邓小平的手笔。当时,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办的其他报刊都已停办,《红星》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唯一报纸。到当年12月黎平会议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红星》报在长征路上共出版7期。邓小平主编《红星》报一年多时间,编辑出版量较大,有70多期,仅1933年发行就达17300多份。

 

 

邓小平在长征中主编的第一期《红星》报

 

对办好《红星》报,邓小平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两个人,他常常是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长征行军途中办报十分紧张,邓小平一边赶路,一边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一到宿营地,别人睡觉时,他就把铁皮箱当成办公桌,写稿、编稿,刻写蜡板,油印报纸。1934年11月,在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为了轻装,邓小平等扔掉一台笨重的油印机,留着一只手滚的油印机,继续编印《红星》报。

 

邓小平还以化名或不署名的形式,在《红星》报上撰写了大量文章。多年以后,他的小女儿毛毛拿着中央档案馆收集的整套《红星》报问邓小平哪些是他写的,邓小平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毛毛写道:“翻开《红星》报,你就会到处发现父亲的字迹。”“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

 

主编《红星》报是邓小平一生中一段难忘的记忆。1972年12月9日,他在第二次复出前回到瑞金时,还主动带着陪同人员到他当年办《红星》报的地方,介绍他自己的住处和他主编《红星》报的办公地点。

 

邓小平非常重视发挥《红星》报作为红军的“政治指导员”的作用。他除了经常组织在报上刊登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的有关决议、命令和通报外,还经常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写稿。从1933年8月6日到10月8日出版的前十期,就先后刊载了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毛泽东、周恩来、罗迈(李维汉)、朱德、王稼祥、贺昌、杨尚昆等写的社论和其他文章。邓小平还在报上开辟“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两个相互呼应的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极富号召力和鼓动力。

 

邓小平还在《红星》报上专门开设“党的生活”“支部通讯”等栏目,从各个侧面生动反映红军党的建设、政治工作,以及党领导下的青年工作、群众工作等情况,使《红星》报真正办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和“红军政治工作的讨论会”。《红星》报连续发表《党小组会是怎样开和应该怎样开》《怎样当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应该做哪些工作》《火线上的共产党员》《模范支部和落后支部》等文章和报道。这些文章和报道的针对性很强,对指导红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油印版第5期刊发《这样坚决勇敢的支部书记,我们应该学习他》一文,介绍某部一连党支部书记朱锡标,当敌人冲过来距离四五十米时,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弹,掩护全营安全撤退,结果光荣牺牲。文章号召每个红军战士都应继续发扬朱同志坚决勇敢的精神,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