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梁漱溟
文革初起，红卫兵烧杀抢掠，肆意妄为。这些无法无天者由于权力中枢支撑而闹得天翻地覆，令人惊恐莫名。说不准什么时候抄家、罚跪、挨打、丧命会落到自身头上，毫无保障的恐惧感笼罩在社会上空。年过古稀的梁漱溟先生自然不能避免这样的突然袭击。且看他的自述：
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门，问是淮，只敲不答，来势汹汹。我亲自开门，一看是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我立即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住，回答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接着便是翻箱倒柜，搜遍了每个角落。他们把所有书籍，除了几本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其他的书便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看，便又查抄运走。他们还呼口号，罚跪，打人。我的内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最使我痛心的是红卫兵烧了我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当红卫兵们搬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 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红卫兵们烧完我家的古籍字画，发觉我家有电话，而且院落也不小，一个头领立即宣布： 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把我家的日常用具从北房、厢房扔出，同时一伙人把我拉出去游街、批斗。待游斗回来，便把我关在南房的一间小屋中，一连被折腾了二十多天。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多字，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2页)
一般人遭遇这种厄运，皮肉之苦已使颜面丧尽，家传文宝被毁更会痛不欲生。而这位古稀梁老却看得平淡，甚至自解道：如真是革命需要，烧掉也罢。居然能够在混乱无比的世道，心静如水，把笔构思纯学术性的《儒佛异同论》，每天千余字；全书4万字，在外界打砸抢烧抓声中，单凭记忆组合而成。这是当时知识界绝无仅有的事例，堪称奇迹。
梁先生为什么如此特立独行呢?他是位学者，23岁即以《究元决疑论》名噪一时，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大任教。他执著于东方文化，于28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西方文化与中印文化作了比较，开东西文化比较之先河。晚年出版《人心与人生》，对东西文化特别是对儒学及人类心理学作了进一步阐发。梁先生作为颇具影响的儒家学者，对佛法亦有深刻研究，集儒佛之比较而成《儒佛异同论》，阐述了它们出世与入世的机理。他相信中囯文化将启示世界的未来，因而推动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这些学术成就使他的文化思想越出国界，远播海外。他珍视自己的学术思想的贡献，他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为我一生的使命。(见前注，第83页)所以，他视自己的学术思想如同自己的生命，由此才能把身外之物视若虚无。为什么三代遗留文宝、自己研究所需遗存付之一炬而能镇定自若，在大乱中凭记忆完成《儒佛异同论》，从这里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匹夫见辱，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梁先生沉缅于《儒佛异同论》，正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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