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氏的家规，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清室奉行的诸多规矩，迥异于前朝。你说它是族规也可以，说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带有鲜明的特色。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
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汉，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个太婆玩弄、操纵于股掌。尤其光绪，虽曾想谋取改革、以摆脱“母虎似的婶娘”(林语堂语)，可几个回合就给打趴下了。连一个女人都斗不过，又如何统治四方、降龙伏虎呢?他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珍妃被“老佛爷”派人推进井里，却无力解救，活得真够窝囊的。至于末代的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扶不上马的“阿斗”。他三岁时被推上龙椅，看着满朝文武，嗷嗷大哭，吓得尿裤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担起整个国家的帝王?最终还是人民的觉悟推动清王朝走向灭亡。
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分别安葬着清代的九位皇帝。光绪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后一座，同时又是历史上的最后一座帝陵。因为末代皇帝宣统登台仅三年出头就被迫退位(故称“废帝”)，葬送了大清王朝。况且，溥仪去世时的身份是平民，已无再造皇陵的可能。清陵是以光绪的崇陵画句号的。
出北京城，走读东、西陵，等于是在读清史，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程。皇帝们终于像恐龙一样绝种了。清代距今天尚不足百年，但在观众的心理上，已遥远如侏罗纪了。清陵，离你我最近的一座侏罗纪公园。读这部化石版的清史，可对其盛衰一目了然。道光的慕陵，恰恰是其间的分水岭：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康雍乾诸具有豪华装修、富可敌国的陵寝，真正称得上气象万千。从道光开始，在料理后事方面则显得小气多了。慕陵的规模就有所压裁撤了华表、石像生(石人石兽)、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神功碑。
清朝有制：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得立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鸦片战争失败而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开赔款割地之先例。也是断不好意思给自己树碑的，该如何书写那耻辱的一笔?常言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偏偏是有大过的，犯了丢失国土的错误。一位失职的皇帝，厚着脸皮给自己立功德碑，无异于扇自己耳光。况且，“政策”也不允许。有违先祖订立的家法国法。
道光就这样红着脸躺在不完整的陵墓里。我想他一定盼望着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复失地，早日弥补罪过。否则，他会睡得很不踏实的。死后照样噩梦不断。清十二帝道光慕陵的名称，系道光生前细加斟酌选定的，取仰慕列祖列宗功德之意。对先帝们创业守业的丰功伟绩(譬如乾隆的“十全武功)，他确实只有仰慕的份儿。不仅仅仰慕，他还应该抱愧呢。愧对祖先。
不只是道光一个人羡慕。此后的咸丰、同治、光绪，同样只有羡慕的份儿。同样愧对祖宗打下的基业。羡慕的程度与惭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甚于道光。与道光相比，他们赔的款更多了，割的地更多了。直至输得精光。所以，他们的陵墓，同样没有大碑亭、石像生，权当自己惩罚自己吧。地下的死者，羞于谈论自己的功过，只好让墓碑缺席。看来这些龙子龙孙挺守规矩的。
没守住江山，光守住规矩有什么用?他们不仅愧对祖先，更愧对后人。即使无规可循，也是需要惭愧的。眼睁睁看着山河破碎、版图缺损却无计可施，纵然“土遁”了，也无法逃避千夫万民的谴责。这张脸该往哪里搁?圣德神功碑该往哪里搁?还是老老实实地在九泉之下多写出几份检讨书吧。闭门思讨去吧。
你知道吗?“医学教授”这个称呼很早就有了。近日，我省考古部门公布了一座元代“医学教授”古墓的发掘情况，墓志的出土让我们可以一窥这位700多年前“医学教授”的生平。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位“医学教授”在给母亲治病时，竟采取了今日看来十分残忍的“刲(音kuī，义同‘割’)臂救母”。
元代古墓现76件文物
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段毅告诉华商报记者，该墓位于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皇子坡村北。该墓平面略呈凸字形，由墓道、封门、墓室及壁龛组成，墓室平面圆形，顶部、壁面局部有不同程度的坍塌，并有大量淤土，内含残铁钉、朽木灰、骨渣等。一具木棺置于墓室中部，已朽成粉末状，大部分的随葬品摆置于棺木东西两侧偏南位置。该墓共出土各类质地随葬品76件(组)，包括陶、瓷、玉石、银、铜几类，以陶器为大宗，器形主要有人物侍俑、车马俑、动物俑，以及棺、仓、灶等。从出土的人物俑中，人们可以看出当时元代人的穿着打扮。
文物中最为珍贵的是一盒青石墓志，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世。该墓志的志、盖均为青石质地，大小相同，边长都是43厘米、厚18厘米。志、盖四周均三面粗粝，一面打磨光滑。志盖正书“皇元敕授延安路医学教授故武君志盖”16字，墓志以楷书书写，25行、满行25字，共计665字。志盖与墓志字面相对并扣合在一起，出土于墓道填土中。墓志较简略，但却记述了墓主人武氏家族历经金、元的家族史。
元武敬墓志
墓主身份接近医学院院长
段毅说，该墓志的出土对这一时期的医学史、关中地区的儒士文人群体的境况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对儒医世家的记载，为这一时期儒医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墓志记载，墓主人武敬的家族世代居住在周至，“高祖以儒医鸣”，知其高祖是一位著名的“儒医”。据段毅介绍，“儒医”是自北宋以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亦即儒、医兼通的人。宋代以前“医者”地位低下，但北宋历代皇帝都重视医药，对文士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医大量出现。元朝对医学的重视更是前所未有，使从医者的地位大大提高。武敬墓志开篇以其高祖“以儒医鸣”的记述，便是对这一时期重视儒医的体现。
据墓志和文献所载可知，武敬“元贞始元(公元1295年)，授安西医学教授”，负责安西路(今陕西一带)的医疗以及教学。这一职务与今天的医学院院长有点类似，但与今天“教授”作为职称并不相同，其共同特点是医疗经验丰富。
“医学教授”竟也割肉救母
虽然墓主人武敬为“医学教授”，却也曾采取一种自残的方式救治母亲——刲臂救母，即割去臂膀之肉来给母亲治病。
段毅说，墓志记载：“妣夫人有疾，(武敬)尝刲臂以救，其天性仁孝若此。”作为对墓主人仁孝的褒扬。武敬本身精通医术，他不靠医术为母治疗，却割去臂膀之肉救母，应是对当时社会推崇孝道极端做法的一种真实反映。
割自己身上的肉来救治亲人，在史书上记载颇多。段毅说，元代对孝道极为崇尚，凡读书必以《孝经》排在首位。著名的“二十四孝图”即由元代画家郭居敬绘编，用于儿童早期启蒙。在有的《二十四孝》版本中，就有割肉疗亲的故事。武敬的事例实际上也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伦理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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