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倒了，辫子割了。”这八个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对当时社会变化的体验之辞，它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一是革了辫子的命。
在，不懂得皇帝的权威，就不会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伟大历史意义。从秦始皇到宣统，在2132年的时间里，的历史是同皇帝联系在一起的。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因而力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古典史学，倡导“史界革命”，重建近代新史学。“五四”以后，更多的人看到这一点，并予以抨击。但在“天下者主一人之天下”的中世纪，在皇权观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与“皇帝倒了”相提并论的是“辫子割了”。辫子本是女人的一种风俗习惯，而非“汉官威仪”的应有之物。但随着满族的兴起和努尔哈赤的向外拓展，留辫与不留辫，遂由风习问题一变而为满汉民族间的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1621年，努尔哈赤攻下辽沈后，即大规模地强迫汉人剃发留辫。1644年，清兵入关，在攻占北京尤其是攻占南京之后，厉行剃发令，“叫官民尽皆剃头”，违抗者“杀无赦”。当时不但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令，而且还有“一个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之令。中原汉人自古注重冠服，“披发左衽”是最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更何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剃发留辫违背了汉民族多年来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感情，也因此演化成了满、汉之间的一种激烈对抗，于是便有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民族惨剧。清朝统一后，剃发留辫凭借政权的力量由满族的风俗变成了满汉民族共同的风习。
既然是一种风习，也就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变。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进呈《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以辫子不利于打仗、不便于用机器、不利于卫生，且为外人耻笑为言，力主“断发”(即剪辫)，认为不如此不足以“易视听”，不利于变法维新。辫子是一束头发，然而它又维系着家家户户同王朝和传统的一种历史联系，因此剪辫子与否不啻是一种严肃的政治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思想勃兴，留辫成了效忠清王朝的标志，剪辫则往往与反清革命相系结，带有鲜明的排满革命意识，是革命的标志。
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即动员群众剪辫。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致电内务部：“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来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以行政的命令推行剪辫，具有非同寻常的意味。
在此之前，社会上对没有辫子的人，“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在此之后，剪辫非但是正当的，而且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命令。于是，剪辫渐成一种新风尚，留辫者则为社会舆论所不齿，“非讥之为豚尾，即詈之曰满奴，甚欲削夺其选举权，以实行强迫手段”。鲁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感谢辛亥革命，就是因为从此可以不带辫子而自由自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形说明，辫子比皇帝更直接地使每个普通老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
剪辫与否本身不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多大影响，但在近代它显然又带有观念变革的意义。各个阶层的人曾在辫子面前展现过各式各样的面目。孙中山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割掉辫子，表明了一个革命先行者同旧王朝的决裂。黎元洪于武昌起义军逼迫下割掉辫子，显示了一个旧官僚在威逼之下的政治转折。袁世凯于就任民国大总统的前夕割掉辫子，验证了一个“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的人舍鱼而取熊掌的内心权衡。
而梁启超的一个厨子由于被人割了辫子，大哭了几天，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说不清剪不断的恋旧之情。而喝过洋墨水的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很久以后还拖着辫子，还自诩“残雪犹有傲霜枝”，并傲然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台。这是一种植根于内心深处的自觉的遗老意识。形象虽然如此众多，但社会观念的变化毕竟已成为时代潮流。谁敢保卫帝制谁就成了人人讨伐的对象;谁还留着辫子，抱着老皇历自居于潮流之外就成了封建余孽。“封建余孽”四个字出现于辛亥革命后，鲜明地反映了这场革命矛头所向的威力。
阅读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其中最令人揪心的，就是国人为什么这么愚昧?从皇上的敕谕、诏书、圣旨中，看到的是自欺欺人的狂妄自大，自以为天朝威猛，是天下共主，让人啼笑皆非。从官僚的奏章、策论、书信中，看到的也是一些牛皮哄哄、无知幼稚的内容。如连天朝最有头脑的林则徐都认为英兵“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甚至“一仆不能复起”，其舰艇在海上能占点上风，一上陆地便活动不开，所以只要抓住英兵的这一弱点，要战胜英人并非难事等等。从一系列的战事中，虽也看到几个反侵略的英雄战士，但更多的是官场腐败中“脱颖而出”的窝囊废与民族败类。官员战败后，向朝廷谎报军情的奏折，基本捏造或篡改事实，致使皇帝在看了这些战报后瞎指挥……
人们或以为这些主要是不甚了解西方的种种误解，并不能说明文化有多少缺陷，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让文化丢脸的发生在1841年3月广州的那场世界史上最荒唐的战争。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英国很快就派出远征军舰队，侵略军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诸地挑战，攻陷定海、占领香港，烧杀掳掠，气焰嚣张。1841年1月底，道光皇帝发布对英宣战诏书，随后任命宗室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赶赴广州指挥攻剿事宜。而此时已在广州的钦差大臣琦善却一味向英军妥协，默认英军对香港的占领。2月，英军进攻虎门，提督关天培殉国，守军溃败，珠江口门户被打开，英军长驱直入。3月初，省城广州已然在英舰炮火的威胁之下，道光一怒之下，下令将琦善革职拿办。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州，因主帅奕山尚未到达而成为清军前线的最高指挥官。杨芳一到，广州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夷氛闻记》)，似是救星到了。
杨芳一方面着手部署广州防务，一方面接手对英交涉。交涉很快失败，英舰进攻日益凶猛，打下猎德、二沙尾炮台。杨芳看到英军炮火威力强大且落弹准确，认为此必为邪教妖术，“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夷氛闻记》)传统文化中有污秽制邪术的古训，或说有巫师告诉他，如果打仗时能将马桶，尤其是女人的污秽物对准英夷的炮口，便能以邪制邪。于是，杨芳传令当地保甲，遍收民间使用的马桶、溺器，装满女人的粪便、秽物，令载于木筏小船，布满海上江面，要求将马桶、溺器之口对向敌舰炮口，以为如此便可破其炮火之妖术。又在省河上钉筑木排竹筏，在上面安放马桶，桶内同样装满粪便，或塞进毒药桐油，以为可以阻挡英舰的前进。如此部署只是苦了广州城里的人家，没了应急时的要紧家什，着实不“方便”。
英舰指挥官从望远镜中看到水面上的木筏马桶，闻到了水面上的熏天臭气，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当即下令开炮，将木筏马桶打得箍裂板飞，舰队在海上横冲直撞，势如破竹。战争从3月16日打到18日，英军势不可挡，当驶近岸边时，炮台上已空无一兵。18日下午登陆，占领一系列炮台与十三行商馆。而清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单18日一天的战斗，天朝就丢失六座炮台，损失一百二十三门大炮，二百多名官兵阵亡，而英军无人死亡，才六人受伤。省河两岸诸军事要地失守，英军兵进城下，杨芳指挥战事不到半月时间便只得妥协投降。他不顾清廷禁止与英通商的严令，派官员赴英舰乞求停战，当天签订《停战贸易协定》。当时有诗嘲讽：“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而杨芳一再向朝廷报捷，说天朝打了大胜仗，却又汇报说与英国鬼子“先通商暂作羁縻”。道光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只是觉得既打胜仗就不该再通商，气愤后也就给杨芳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
湖南都督杨芳是当时清廷最出色的将领之一，贵州松姚人，据说“少有干略，读书通大义”。他十五岁参军，因战功而不断升迁，年轻时以平定川楚白莲教和河南天理教叛乱而闻名，最大功勋是十六年前任陕西提督时，为平定新疆少数民族叛乱，率军狂奔千里将叛首张格尔擒获。杨芳在当时那些四肢发达的军官中，应算有些学识，所以一路建功，春风得意，获得道光皇帝的重赏，晋封御前侍卫，三等果勇侯。1841年临危受命，杨芳已界七十一岁高龄，是久经沙场的名将，道光皇帝此时委以如此重任，实寄以厚望。然而这位名将在西方的先进军事科技面前，却设计出如此荒唐的战术策略。同时还“终日为购买钟表洋货为事，夜间则买俏童取乐”。杨老将军不但与妻妾、妓女快活，还玩弄男童，是个同性恋者，真是英雄自古多风流。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这场“大粪之战”上演之时，民族英雄林则徐就在广州。杨芳是他的老部下，林公做湖广总督时，杨芳为湖南提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从3月5日到18日的十四天之内，两人见面十一次。后来，杨芳干脆住到了林则徐的寓所，一住就是八天。广东士绅笔记中载：“杨候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可以说此战的策略部署乃至战争整个过程，林公完全是圈中谋划之人，却不见这位最有头脑的民族精英对此有什么阻抑的言行。而从两人如此亲密的过往来看，或许此战略战术是两人的共谋也未可知，至少可以说林公对此战术是认可的。那么，发生这样荒唐的战事，其原因就不单是杨芳等将领的个人素质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它是有关宇宙观的反映，蕴含着这神秘文化千年积淀中的荒诞内涵。
到一年后的1842年3月，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指挥的一场战事中，为了配合统帅在关帝庙抽的签和在被窝里做的梦，将士兵打扮成老虎的样子，以为虎吃羊(洋)，便可打败英军，不料这些“虎兵虎将”同样败得很惨……这些战事细节已经非常清楚地预示着这场战争的结局，一个拥有四亿人口、九十万军队、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帝国就被几千名英国士兵给打得稀里哗啦，惨败后签订赔款割地、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然而清廷的君臣却少有反省者，没人主张考研失败之原因，没人要求改组军队改革装备，更没人提议派员出洋考察……当道光皇帝问起英军为何“有进无退”时，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大臣耆英回答，因为英军都是光棍，没有老婆，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而更多的人对西方先进武器的结论竟是： 别看西夷厉害，那些玩意儿古已有之，都是咱玩剩的，不足为奇!
不知反省，引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且跌得更惨。战败签订《天津条约》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伏击前来换约的人马，把对方打得人仰马翻。当英法派员前来谈判时，又活捉对方三十九人，并虐杀俘虏二十名，最后只放回伤痕累累的十九人，招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报复，火烧圆明园。还有后来的义和团，是传统神秘文化的又一次大招摇。一帮拳民崇拜道教诸仙，自诩得有神助，组成红灯照、蓝灯照等团体，炫耀有“驱神役鬼，剪纸成人，撒豆成兵”、“画符念咒，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之类法术，表演气功硬功夫，称其法术可封住敌人枪炮，甚至还可使“折返回去”。在官府的纵容下，专以仇洋仇教为事，毁灭一切由洋人输入的东西，焚铁路、毁电线、禁洋货，乃至滥杀洋人与教民(二百五十三名洋人与十数万同胞)，一发不可收拾。而在与“八国联军”的血战中，数十万的拳民团民很快作鸟兽散，许多领袖都易装而逃……义和团用迷信、气功与西方科技、热兵器对抗的思维模式，与前“马桶大粪之战”如出一辙。
一幕幕如此荒唐的故事，在世界历史中也难得一见，却在这个曾经有过五千年“光辉灿烂”历史的中华大地上公演，是否有点不可思议呢?在传统文化的主导下，人们处在一种懵懂可笑状态，只会用不存在的强大与各种假设(光辉灿烂、世界中心、天下之主、神灵保佑等)自欺欺人，其中透露出的是传统文化的重大缺陷。而近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发生一败再败的结果，实一点也不奇怪。然而，这样真实的历史闹剧，我们不敢直面它的存在。现在有几本写这段历史的教科书、研究著作、小说故事，乃至剧本、影片、电视剧……敢于直面反省有关内容的?我们不敢勇敢地面对它，只能说明国人依然不能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至今还有人以为大清的落后是有限的、一时的，只差那么一点而已，似乎只要当时出一个好皇帝、几个清官，便能赶上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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