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4年，武则天以谋反罪名杀死了宰相裴炎。当裴炎被抓后，朝中一片哗然，大批官员为裴炎申冤辩护，但最终都得到了严厉的惩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武则天决定除掉裴炎的?真是武则天所说的谋反，或另有其他原因?
裴炎，唐高宗病重时拜相，受遗诏辅佐中宗，是当时的元老顾命大臣，对唐王朝忠心不贰。中宗即位初，重用韦后家族，欲以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坚决反对，引起中宗不满。裴炎惧，乃与武则天密谋，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旦为帝。武则天临朝称制，裴炎与她的矛盾日益突出，光宅元年(684年)遭到了杀身之祸，被处斩于洛阳都亭，朝廷上下震惊不已。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杀死裴炎呢?
武则天杀裴炎时冠以谋反罪，一些人认为这确有其事。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说：“豫王为帝后，不管天下政事，大权全部握在武太后手里。裴炎想在武太后出游龙门时，派兵把她抓起来，还政于天子。恰巧当时天一直下雨，太后不出门，其事也就没有做成。”动用军队抓太后，日后说他谋反的确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朝野佥载》中也谈到了裴炎的谋反，不过是另一回事。故事大致上是这样的：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打算谋反，命骆宾王设计让裴炎一起参加到反武队伍中。骆宾王两足踩在墙壁上，静静地思索了一段时间，写成了一首歌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他先是教裴炎家里的小儿朗读，一传十，十传百，京城里的小儿都会唱了。裴炎想寻找学者破解这首歌谣，就找到了骆宾王。裴炎给他许多宝物锦绮，骆宾王一言不发。裴炎又用音乐妓女骏马贿赂他，还是不语。两人一起观看裴炎家里的古忠臣烈士图，骆宾王神色很严肃地说：“此英雄丈夫也。”于是说起自古大臣执政，常会改换社稷，裴炎听后十分高兴。裴炎问谣言中的“片火”、“绯衣”是什么意思，骆宾王北面而拜说：“你就是真人也。”裴炎于是就与徐敬业等一起合谋怎样反对武则天。扬州起兵后，裴炎作为朝廷中的内应，写了一封信给徐敬业，内中只有“青鹅”二字。有人告发了他，朝中官员不能破解二字的意思，武则天看后说：“这个青字，拆开来就是十二月;鹅字，就是我自与也，即我参加的意思。”于是决定把裴炎杀死。
这则绘声绘色的故事，使一部分人相信裴炎的谋反确有其事。有人认为裴炎为人并不光明磊落，是一个妒功害能、气量狭小的人，平时大家对他很有意见。他勾结徐敬业是确有其事，所以武则天屡说“炎反有端”，招致杀身之祸也就难免了。
有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武则天杀裴炎其实是武则天不能容纳异己的结果。他们认为《朝野佥载》虽然成书较早，但小说成分居多，所载的事情经过充满了丰富的想像，缺乏事实根据。裴炎的谋反，其实是武氏集因的诬陷，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不载他与徐敬业有勾结，《通鉴考异》认为这些记述“皆当时构陷炎者所言耳，非其实也”。而从裴炎的表现来看，也无与徐敬业等人合谋的迹象。徐敬业等人起兵时是以匡复庐陵王为口号，怎能以裴炎为帝呢?身为宰相的裴炎，如果仅凭骆宾王的几句歌谣就想称帝，那也太不近情理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武则天下毒手杀裴炎的?有人指出，睿宗即位后，武则天仍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裴炎效忠李唐王室的行为势必和武则天发生矛盾。先是裴炎反对武则天追王自己的祖先、立武氏七庙，后是徐敬业起兵反武后，武承嗣、武三思屡请武则天找借口杀掉韩王元嘉和鲁王灵夔，以断绝叛军宗室之望，执政者都不敢表态，只有裴炎力争不可，引起了武则天对他的嫌恶。徐敬业起兵最紧张的时候，裴炎向武则天进言说：“皇帝你年纪已经很大了，没有必要凡事都亲政，使得徐敬业之类的猾坚之人有话可说。如果太后还政，像这样的乱贼不讨伐也可以破灭。”听了这样的话，武则天不被激怒才怪了。在武则天要改朝换代之际，身边却有着这样一个唐室忠臣，这就是裴炎真正的死因。
也有人认为裴炎确实没有谋反，但并不因为他是唐室忠臣就遭到武则天的憎恨。主要原因是裴炎两次得罪武则天后，认识到自己处境很危险，所以在徐敬业起兵后，不积极平叛，反而让武则天交权，这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遂遭杀身之祸，其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不同意这种看法者认为既然裴炎自知处境危险，身居高位的他为了保全自身，理应做出一些迎合武则天的姿态才是，相反却希望藉此劝武则天还政，这只能表明裴炎是对李唐王朝的忠心和在政治上的幼稚与天真。
武则天最终决定杀裴炎的原因，到底是像武则天说的谋反，还是如一些人说的因为他是唐室忠臣，或为了一己私利，这还需人们进一步探索。在武则天执政时期，酷吏政治的特点非常鲜明，滥杀无辜时有发生，裴炎难道也是当时的牺牲品?如果确是这样，就真正成了唐朝历史上的一大悲哀。
“洪宪太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他长期在袁身边出谋划策，是民初政坛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
袁世凯死后，袁氏家族失去了靠山，家境每况日下，后来袁家在河南的家产又被国民党政府没收，昔日呼风唤雨的袁大公子只好靠典当为生。抗战期间华北沦陷，袁氏旧部、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曹汝霖为日本人充当说客，劝袁克定把老家彰德洹上村私家花园卖给日本人。袁氏族人为了得些好处，也纷纷纵勇袁克定卖掉祖产，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以“先人发祥之地，为子孙者不可擅自出售”为由婉拒了日本人。
这时华北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见袁克定经济拮据，便以高官厚禄诱其出山到华北伪政权任职，以笼络北洋旧部，但世事洞穿的袁克定不愿背个汉奸骂名，也没有同意。后来袁克定还专门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不问国事，并拒见宾客，据说还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题诗表彰他的气节。对此，袁的密友、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曾评论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时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建国前夕，袁克定已到垂暮之年，他多年来从不治生计，又有男宠之癖，家产已基本耗尽。天津一住宅售价85万元，全被贴身佣人白钟章领去;家中的一些文物，又被佣人申天柱以供他晚年生活费用为由，借口开一古玩店而全部骗走;其子袁家融，又把仅余的股票全部折价投资于其内兄在天津开的新懋交易行内，当时言明营业所得利润供袁克定余年的生活费用，可以随时支取，但后来袁家融不念其父年迈生活无着，分文不给，致使袁克定两手空空，生活无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张伯驹先生便将其从颐和园寓所接到自家供养，一切生活费用均由张承担。
关于此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承泽园轶事》中这样写道：“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园稍西北，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承泽’。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它是张伯驹先生的居所。其内有小楼两重，楼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袁世凯洪宪称帝时的‘大太子’。袁张两家是至亲，此时大公子孤身无依，故张先生养之。”
进入高龄的袁克定在张家足不出户，每日都以读书自娱，张伯驹交游甚广，家中宾客盈门，袁克定从不下楼参与。全国解放后，曾任北洋政权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身份，在文史馆给袁克定弄了个馆员的名义，每月有五六十元的生活费。每次领到钱后，袁克定都要全部交给张夫人潘素以贴补家用，但张伯驹总是让夫人将钱如数退回，淡泊如云的张伯驹事后曾对朋友说：“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1958年，80高龄的袁克定在张家安详辞世，当时只有次妻马彩云在其身边，其后事全由张伯驹代为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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