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时候，隋炀帝三征高丽无功而返。唐太宗征高丽也是无功而返，他赫赫武功，征高丽的下场和隋炀帝相同。可能主要原因就是那个地方太冷，交通不便。唐高宗时，一开始打高丽也多次失败，曾派唐朝的名将苏定方带领猛将契苾何力多次征讨，以苏定方之能耐，虽然把高丽军打败了无数次，但最终都因为天寒路远，功亏一篑。于是唐高宗改变了外交策略，远交近攻，联络新罗去攻高丽和百济。
唐高宗娘兼老婆的武则天掌权时，派薛仁贵和李勣最后一次往伐，当时李勣已经73岁了，高龄挂帅出征，终于把高丽给灭了。灭掉高丽之后，高丽的王族勋臣这帮人就迁入中原，搁在山东，最终融入汉民族。后来朝鲜历史上又出现一个高丽王朝，那个高丽王朝是当地朝鲜人建立的王朝，跟这个高丽完全不是一回事，只不过打着高丽的旗号而已。唐朝还跟新罗联手去灭百济，唐罗联军一共是19万，其中唐军15万，新罗军4万，所以主要是唐军灭的百济。今天韩国人供奉的民族英雄，一个是李舜臣，那是抗日的，确实值得供奉，还有一个叫阶伯将军，韩国有很多他的画像、铜像，相当于韩国的文天祥，他就是百济的大将。当唐罗联军19万进攻百济的时候，百济王都投降了，就阶伯率五千勇士抵抗，最后全军覆没，战死沙场。
新罗是在唐王朝的帮助下，完成的统一，所以新罗跟唐朝的关系就非常的友好。新罗王朝的领土，不是今天全部的朝鲜半岛，当时唐朝和新罗的边界并不在鸭绿江，而是应该在大同江。今天的平壤以北，在当时还是的土地。皇上一过生日，新罗的女王都给皇上绣衣服，还得写赞诗，很恭顺。唐朝的留学生中以新罗的最多，最有名是汉学始祖崔致远，好像在扬州那个地方当过地方官。关于留学生问题，好像今天也差不多，你看哪个学校一说招外国留学生，基本都是新罗的。在韩国高考压力比咱们更重，所以那帮人哪儿也考不上，只好跑混，混好了混一个北大。其实他们的水平，别说北大了，北小也考不上。咱们的教育体制也不值钱，像哈佛、牛津、剑桥、麻省理工，这样学校会因为你是外国人，你有钱就能给你上吗?北大无所谓，北大、清华等于就是贱卖了，韩国人给钱就来吧!于是出现咱现在的状况，新罗的留学生最多，哪儿都有，到处听到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思密达。新罗立国，参用了唐朝制度，设立国学，教授儒学。要是在古代朝鲜，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以前，如果不认识汉字，想做官是没戏的，扒拉土坷垃去吧!直到朝鲜王朝第四代世宗大王的时候，颁布训民正音，才有了朝鲜文字，所以韩国人特别崇拜这个世宗大王。但是他颁布训民正音的时候，当时很多大臣就反对，说夷狄才创文字，吐蕃才创文字，我们各级的制度都是跟一样，我们是人，人不应该另外自创一套文字。
新罗还从唐朝引入茶种，印刷术，制瓷，制铜工艺。今天到韩国某地旅游，它的什么特产，就是铜筷子、铜器、青瓷。高丽青瓷非常有名，实际上的瓷器最早就是青瓷、白瓷，后来才出现了彩瓷、粉彩，韩国可能一直还停留在青瓷这个水平，现在看起来显得很古拙，很古旧，实际上是因为后面的制作技法没学过。另外，读唐诗、写唐诗也是他们的一大习惯。朝鲜人写唐诗的水平确实相当高，日本人也能写，但日本人写的没有韩国人纯正，再往下的话越南人也能写，那基本上就是打油诗了。1910年，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很多志士流亡，其中有一位在江苏南通居住的时候，留下一首非常有名的诗篇。这哥们儿在晚上睡觉时看到天上飞过大雁，一琢磨就写下这首诗：“一声南雁搅愁眠，独上高楼月满天。十二何时非故国，三千余里又今年。”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我都在思念着故国。朝鲜号称三千里江山，又过了一年，还没能光复。“弟兄白发依依里，父祖青山历历边。待到槿花花发日，鸭江春水理归船。”槿花就是木槿花，韩国的国花，等木槿花开放的时候，从鸭绿江回国，就是说我的国家虽亡，但是光复祖国的志向不息。人家也是抒发出一种抱负，但是他不是喊，不是横扫一切反动派，所以韩国人的汉诗写得很不错。
另外，在姓氏、服装、节令、风俗等方面，新罗也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
导语：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这个“别人”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
徐志摩一生浪漫多情，除了在陆小曼与林徽因之间纠缠之外，还有一个罕为人知的第三者，她就是京城第一才女凌叔华。
凌叔华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历任清朝天津知府、保定知府、直隶布政使等职。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这种家庭，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自小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文化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在七八岁时，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众，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1922年二十二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与谢婉莹为同学，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
1928年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常州府无锡县人)到武汉大学当教授。此时，凌叔华与苏雪林、袁昌英结为好友，三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盛极一时，有“珞珈三杰”之誉。凌叔华才貌双全，气质高雅，令世人歆羡。凌叔华为人亲和力极强，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凌叔华将绘画当作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许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参加了国际画展，五十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那样虚荣任性，也不像谢婉莹(冰心)矜持理性。她温顺随和，但又掺入一丝心机和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但日后的“八宝箱”事件和“太太的客厅”事件，使得凌叔华、林徽因、谢婉莹这三位才女在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三败俱伤，充分展示了她们争风吃醋、心胸狭隘、争名夺利的灰暗一面。而真正受到伤害的另一位才女陆小曼则显得大度坦然、从容自信、淡薄名利。
多情的徐志摩与凌叔华也有着情感的纠葛。徐志摩的“八宝箱”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和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也有一些陆小曼批评林徽因的话语，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风流，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照理说这个“八宝箱”当然归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所有，但“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虚伪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然而，林徽因否认私存了些日记，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陆小曼却因为“八宝箱”事件而交恶，三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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