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在东北的一些街道墙上常见用蓝白两色写的"仁丹"。大人说，这是日本鬼子画的暗号：标志这条路是死路还是通路。后来，知道这并不是传说而是真的。
仁丹本是一种药，曾在日本风靡一时。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占领了我国台湾。为了避暑，台湾人早就学会了用月桃种子"砂仁"制造清凉解暑药。一个叫森下博的日本军人，从台湾当地居民那儿学到了这种制作方法，回日本后，求教药剂师及汉学家，制成了仁丹。仁丹的成分为甘草、阿仙药、桂皮、茴香、生姜、丁香、益智、缩砂、木香、薄荷脑、龙脑、甘草、芳香性精油。其中缩砂就是砂仁。
这种药取名"仁丹"。取名的日本人认为，取"丹"字，可以兼容道家炼丹兼修身养性的形象;取"仁"字，所谓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深入东亚民族人心。1905年，仁丹出笼问世，在日本一路畅销，甚至占据了市场。
1907年，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号召开展抵制日货的反日爱国运动，一呼百应，各地商家拒绝日货，日本货在遭受灭顶之灾，然而，仁丹仍然盘踞在市场。
中医出身的上海商人黄楚九对日本仁丹在大地横行义愤填膺，决心反击仁丹。
1909年黄楚九得到叫做"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自己祖传的"七十二症方"，反复研制，终于研制出新的方剂，做成小粒药丸，取名为"人丹"。
人丹寓意以人为本。人丹因为含有桔梗、樟脑、小茴香等，保健脾胃的功能更强一些，比仁丹好。为了生产人丹，黄楚九还组建了一个"龙虎公司"。
人丹上市后，黄楚九大力宣传，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人丹广告，人丹、仁丹展开大竞销。日本人自然不甘示弱，日本人想出鬼点子，在仁丹广告及说明书上用了中文、英文、蒙文、满文、藏文、回文等六种文字，但是怎么折腾，日本仁丹还是渐渐落败。
日本人眼看人丹要将仁丹打败，便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打起了官司。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到1927年才作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诉讼让黄楚九损失10万余元，但"人丹"的名声从此扩大，销路大增。这场官司的胜诉，给人出了一口恶气。
当时在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墙上涂画着一幅旧式军人半身像的仁丹广告，其实,这是日本侵略军的路标。它的奥秘就在那两撇八字胡上:当两撇胡子微微上翘时，说明此路畅通无阻;当胡子的左角下垂时,说明左转不通;当胡子的右角下垂时,说明右转不通;当胡子的两角都下垂时，就是死路一条。侵略之前，日本鬼子就在大街小巷画满了"仁丹"。侵华战争中，日本鬼子就是在这种广告的指引下，走街串巷，大肆搜捕军民的。
日本鬼子的这一阴谋，不久就被军民识破。鬼子到来前，人把墙上的仁丹胡子重新画一下，与原来的标志相反了。这样日军来时，照着仁丹胡子的指向，结果迷了路。
“张钟二王”，指四位书法家：东汉张芝，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除王羲之外其他三人尤其是张、钟，不为普通大众所知。但在唐宋之前的书法史中，该四人通常被连并提及，有“四贤共类，洪芳不灭”之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以往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多集中在晋末至唐初…
“张钟二王”，指四位书法家：东汉张芝，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除王羲之外其他三人尤其是张、钟，不为普通大众所知。但在唐宋之前的书法史中，该四人通常被连并提及，有“四贤共类，洪芳不灭”之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以往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多集中在晋末至唐初的时间范围内探讨，并将四家书法地位此消彼长的过程归结为“质妍之争”。本文通过增加考察“张钟二王”四家依次出现的年代和王羲之被奉为书圣之后的地位变化，进行进一步探讨。而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关乎四家自身艺术地位的高下，更可以从中挖掘出艺术发展历程中的诸多问题。张钟二王四家地位消长的问题，是书法史上一个经典话题，对它的探讨研究甚至可以引申出一条书法发展演变的脉络，而不同的时段又有特定的时代表现。
汉字书写发展到东汉时其自觉性已开始萌芽，就汉字自身来说，有两点因素促成其成为一门艺术之可能：一，正体字的简化;二，变体字的出现。从东汉开始，第一批留名于史的书法家群体诞生了。西晋卫恒(?-291年)的《四体书势》，是古代较早的一部书史著作，该书叙述了西晋之前的古文、篆书、隶书、章草四种书体发展的情况，并对早期有名可载的书法家勾勒出一段比较清晰的传承谱系。张芝的“草圣”之名，也正式出现于此书中。从书史记载中可得验两晋时期张芝、钟繇书法为世人所好，并成为世家大族的追捧对象。后来的王羲之(303年-361年)在《自论书》一文中说：吾书比之钟、张当杭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可以看出尽管王羲之认为自己与张芝、钟繇二前辈有比肩的书法成就，但从“吾书比之钟、张”语境不难看出，张芝、钟繇乃为当时的大家。
在两晋时代的书坛，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社会的整体风尚还是崇尚以张钟为代表的汉魏古法。可以说从汉末张芝、钟繇宗师地位的形成，到东晋中晚期王羲之、王献之的出现，这段书法史可归结为古今之变阶段，反映了如何面对传统古法的态度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不单单是书法家自身主观意志的表现，更是受整个社会奉行的价值理念所影响。众所周知，汉禅于魏，魏禅于晋，若从正统性的角度评判，南渡后的东晋王朝一直是把汉魏传统奉为己任，以南渡世家大族所主导的文化体系更愿推崇具有汉魏古法的张芝、钟繇书风以表明自身的正统根基，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从蛮荒走向汉化，他们亦为标榜自己所占据的“地理正统”而不得不接受前代汉族王朝遗留下的文化，这正是新旧时代更替之际所面临的必然选择。但到了东晋中期之后，南北方对峙大势已趋于稳态，时代与传统的间隔亦逐渐远去，新生代的人们不由产生新思想，二王新体书法的生成环境亦油然发生，最终必然赢得广大信徒。
从南朝开始，文艺理论的发展进入蓬勃期，二王连同钟张四家艺术地位孰高孰低的讨论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看到在南朝至隋唐的诸多书学著述中，将张钟二王并提的说法屡见不鲜。由此引发了书法史上著名的质妍之争——四家之中到底谁为第一?最终的结果是王羲之脱颖而出，在有唐一代被确立为“书圣”。但这一过程却值得思考，通过分析，我们将明白这种结局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首先，罗列出南朝各时期论者对四家的排位情况。第一种出现的排位是南朝宋虞龢给出的，王献之居首。虞龢认为，书法从古至今的发展越来越妍美，而爱美是人之常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家之中王献之年代最晚，妍美最为成熟，当然是为世人最爱。依此类推，钟、张则最古朴，排名最后了。第二个排位是南朝梁袁昂给出的。在其《古今书评》中，不分时代先后，首列羲献父子，而后钟张，并将羲献提到了和钟张一样的宗师地位，所谓“四贤共类，洪芳不灭”，这在书法史上尚属首次。可以看出，袁昂的排位此时还是接近“妍”的标准，但与虞龢相比则有所节制，或许认为小王过于妍美，不宜居首，这也就为后来梁武帝抑妍崇质开了先河。
萧衍，即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他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明确将钟繇提到了四家之首，并且得到了陶弘景、萧子云等大家的附会。到了庾肩吾(487年-551年)的《书品》，按三等九品的原则评点了东汉至南朝梁百余位书家，张芝、钟繇、王羲之被列为“上之上”，王献之则被列为“上之中”。于是，“四贤共类”的说法在此被打破，“四贤”变成了“三贤”。以上，即是南朝不同时期对二王钟张四人书法地位的排序。可以看出宋齐时代，妍美的社会审美趣味盛行，王献之一度被推向神坛，而后的一百余年经过袁昂、梁武帝、庾肩吾等人一步步拨乱反正，小王又被拉下神坛，张芝、钟繇的宗师地位得以恢复，质妍之争终于以崇质的胜利告一段落，而在这一过程中，张芝、钟繇早已远去，成为世人遥尊的历史记忆，王羲之地位却慢慢稳中见升了。
四家排名这样翻来覆去，背后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众所周知，南朝诸政权的创建者们，大多起于寒门，靠武力资本篡夺统治权柄，而像郗、庾、王、谢这些昔日大族，在政治运转中早已式微。另一方面，南方发展多年，基础渐厚，汉魏古风早已远去，所以文化上也就不必一如既往恪守古法，新书体发展变化更容易被新时代人所接受。所以这一时期书法史的发展实质是人们在新时代下对朴拙、妍美不同风格问题的不同选择，即质妍之争。不过通过时间证明，过于妍媚的小王书体不能长久，过于古拙的张钟书体更不受青睐，因此权衡左右，时代最终选择了不偏不倚的王羲之。
本文链接：http://www.28at.com/showinfo-32-4225-0.htmlldquo;仁丹rdquo;与ldquo;人丹rdquo;：仁丹最初指的是种药物不敢公布的秘密是什么？
声明：本网页内容旨在传播知识，若有侵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处理。邮件：2376512515@qq.com
Copyright © 2016-2023 天津谷骐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sitemap.xml
违法及侵权请联系：2376512515@qq.com 津ICP备18001702号
津公网安备 1201010200057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