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自古以来对状元情有独钟，传统文化中深深地烙下了状元情结。如今各地高考分数放榜了，一年一度的文理科高考状元高调亮相，追捧高考状元的游戏又拉开了序幕。
古人的人生四大美事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而考取独一无二的状元则是无以复加的荣耀，因此赋予了无限的期望和遐想。但文人爱夸张，当今的一些记者也欠严谨，当古今最爱刨根问底的研究者们循着文人和记者的笔触去探究古今状元们的业绩，却发现无论是人们给予无限厚望的状元、探花、榜眼们，还是当今炒得炙手可热的各地文理科高考状元们，也罢，只是给今人留下一个个童话般虚无缥缈的美好传说，原来都是被文人、记者吹大的泡泡！
毛泽东说：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
1964年2月13日（农历大年初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只有16位中共主要领导和党外人士参加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毛泽东说：“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据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一生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有次讲到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学者研究证明毛泽东所言无虚
我国有不少研究历代状元的学者，也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据学者周腊生考证，历代考中状元的有886名（亦有说1000多人的）。1992年重庆出版社版《状元史话》、1993年沈阳出版社版《历代状元录》都只列出596位状元姓名，1995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版《历代状元录》则收罗了历代状元602名，周腊生则可考出有姓名或姓的状元674人，其中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传记资料的仅507人。之所以有的没有传记资料，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是因为虽然他们金榜题名了，但只是平庸的无名之辈。
古代读书人很看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这样就可以名垂青史、彪炳千秋了。不幸的是，即使是读书人中的翘首状元们，能够立德、立功、立言的并不多。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状元史话》中有个统计资料，对有姓有名的591名状元的正史传记和作品传世进行统计发现，有正史传记的状元仅153人，占统计总数的26%，有作品传世的仅188人，占统计总数的31.75%（其中有的既有正史传记，又有作品传世）。
历代状元中担任过宰相职务者达45人，虽然郭子仪、吕蒙正、陈尧叟、王曾、李迪、王尧臣、王拱辰、商辂、谢迁、徐元文、吴廷琛等状元，是官至宰相中的佼佼者，除郭子仪、吕蒙正等尚有一些人知道外，其他的今人知之者甚少。而一些知名的宰相不但没有获得过状元的殊荣，像宋代开国宰相赵普，就没读过多少书，却能以“半部《论语》得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
至于状元中比较有名的文人，如唐代的王维、柳公权，宋代的宋庠、张九成、张孝祥、陈亮、文天祥，元代的王鄂，明代的杨慎，清代的马世俊、戴有祺、汪绎、翁同龢等人，与同时代的著名文人相比，也逊色不少。唐代被视为各朝代旧诗最丰富的朝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进士）、诗佛王维（状元）、诗鬼李贺、诗豪刘禹锡（进士）、诗囚孟郊（进士）和贾岛等以诗名世者，只有王维中过状元。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都只考中进士，成绩最好的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而“三苏”中的苏洵连进士都没考中。
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实行的1300年中，有幸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仅17人，15名文状元张又新、崔元翰、孙何、王曾、宋庠、杨寘、冯京、王岩叟、孟宋献、王崇哲、许观、商辂、钱檠、陈继昌、戴衢亨，2名武状元王名世、王玉璧，其中又有多少人像历史名人那样为我们所熟知？
高考状元们的业绩并不比普通大学生出色
古代的状元们没多少争气的，太不给那些老给状元们捧臭脚的文人面子，当今的高考状元们也不给把他们捧上天的记者们争气，有的与他们同届的普通大学生，甚至工作前没上过大学的人都比他们强。
据《文汇报》报道，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曾分析过毕业自该校的23位院士的学习档案，发现他们高三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名列年级前10名之内的仅5人；从分数段看，居于前30%的有15人，居于中间40%的有两人，而居于后30％的有6人。追溯到初中、小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是名列前茅的学习尖子。
另据2007年的《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对1977-1998年我国各省区市高考状元的职业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高考第一名尚未出现在主流行业的“职场状元群体”中，大部分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都“销声匿迹”了。尽管这次调查所统计到的状元总数只350多人，只占到1977-1998年我国高考状元总数的25%，但从状元们步入社会后贡献越大就越有名，媒体越容易炒作，就越容易进入调查对象这一点看，调查的数据不但可信，而且即使能全部调查也并不比部分调查乐观。湖北省也对高考状元职业进行过不完全调查，一些高考状元踏上工作岗位后并不如当初高考放榜时那么耀眼，有的状元在所在领域从事着一般的工作，并不出类拔萃，可以说，高考状元们能做到的业绩，不但普通大学生能做到，甚至有的没上过大学的人也能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业绩，有的普通大学毕业生甚至没上过大学的人也做到了。而根据李政道、杨振宁等著名科学家建议成立的中科大少年班，对一些被誉为神童的超常少年实行超常教育，虽然涌现出大批智力平常者也能当上的博士硕士，却没有涌现出人们翘首以待的超常人才，倒是当初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科技大学少年班的神童宁铂几度剃度出家，少年班出来的学子们的业绩并不比普通大学生出色。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温家宝之所以多次在讲话中透露学校难出大师的感慨，也是因为我们以前对省、市、县级大大小小的高考状元们期望太高，他们却没有成为各行各业大师级的人才。
在高考这个紧张、热烈的时刻，让一向有文化的小编带着你穿越一把，来点儿历史上关于考试的“冷知识”，放松一下心情。
不得不说的科举历史沿革
在我国，早期的人才选拔主要采取的是举荐制，魏晋南北朝奉行的“九品中正制”是为典型。
由于“九品中正”举荐制被世家大族把持，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仕途垄断，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朝廷为更好地选拔人才，实行开科取士，每年各州荐举贡士入京考试，不论贫贵，一律以成绩定胜负。是为科举考试的初始。
科举制正式确立是在开皇十八年（598年）。当时，实行分科考试，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
隋炀帝即位后，将考试科目扩大为包括文才、武艺、品德、治能等方面十科，规定有一艺可取即应采录，且随才升擢，同时设进士科，以诗赋、试策为考试内容。从这方面看，历史上残暴荒淫的隋炀帝并不是草包一个，还是很有才能滴。
唐承隋制，将科举考试制度化并逐步完善。唐初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岁考一次，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制科由皇帝主持，按形势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名目常见的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从这些名目上看，制科更注重实用。
宋朝科举进一步完备，科目以进士为重，增加殿试，由皇帝亲策。
个人认为，宋代对科举考试的另一贡献是考录的公平公正——考试时“锁院”，严禁出入，防止内外串通舞弊；同时在唐朝“糊名”（密封考卷上姓名）的基础上，实行“誊录”，即另派抄书手将试卷用正楷誉录，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笔迹，保证公正阅卷。
宋代科举还有一个创新——三年一考，允许落第举子复试。
明代是一个君主集权的时代，表现在科举考试中，仅设进士一科，并规定试卷以程朱理学观点指导作文，用八股文体写作，即将全文分为八个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从起股以下，每部分用两股排偶文字，限定字数，故称八股文。
“八股文”应该说是明代对科举制的一个“贡献”。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初步考试和正式考试两个阶段。
初步考试有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正式考试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举人，取得做官资格，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会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到京城考试，又叫“春试”，考中者称为贡士。会试考完的第二个月，大概4月份前后是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直接做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和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清廷被迫“停科举以广学校”，废除了行之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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