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酷暑，茶饭不思，唯有凉拌黄瓜可以调剂胃口。如今一年四季，都可在菜市场买到顶着黄花的鲜嫩黄瓜。但在古代，要是在早春二月，吃个黄瓜，那可真是奢侈。
如果您生活在唐代贞元或者元和年间，二月想吃黄瓜，那您得生于帝王之家。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写皇家风物：“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这内园是皇家的园圃，诗中的“瓜”，是用温泉水加温在温室种植的黄瓜，用来供应宫廷的贡品。
即使到了清代，反季节的黄瓜，也是珍稀之物。越是珍稀，越是激起有钱人的食欲。隆冬季节或者早春二月，想吃黄瓜，那得一掷千金。对此，清人李静山则大发感慨：“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金。微物不能增寿命，万钱一食是何心!”
李时珍考证，黄瓜是张骞从中亚地区沿着丝绸之路引进的，后人把黄瓜列入张骞植物的范畴。
南宋诗人陆游是一个“黄瓜控”，超级喜欢吃黄瓜，自然为黄瓜写了好多诗。他喜欢春盘中黄瓜与莴苣的脆与美，“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时清闾里具安业，殊胜周人咏采薇。”他喜欢黄瓜的田园风味，“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碧花。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
载沣之弟载涛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分析道：“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
紫禁城的黄昏
1910年的载沣，已经在上一年成功地把心腹大患袁世凯以“足疾”赶回了河南老家。以摄政王为代表的皇族少壮派，貌似左右了1910年的中枢政局。但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党争阴云和日益激进的立宪派。
公元1910年1月1日，也就是大清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只剩下了不多的时光。再过两年零一个月多，隆裕太后和尚在冲龄的溥仪，将在紫禁城养心殿挥泪对臣工，举行最后一次朝见礼仪。
但在这一天，重重宫墙遮掩着的帝国的皇帝和大臣们，还在波澜不惊地处理政务。这已经是新政改革的第九个年头，帝国的统治者们希望可以整合传统社会并守住清廷的统治。
这是一个寒冷的北方早晨。
头天黎明的大风刮走了北京城密布的彤云和满天的雪意。什刹海北沿，醇亲王府邸的南大门开了，一辆马车驶了出来。那马车是由两匹白马拉着的四轮轿顶车，两旁是护卫的马队。此时大概是五更天左右，京城陷在一片深蓝色的微曦之中。
轿子沿着王府东墙根走进了甘水桥胡同(今甘露胡同)，然后又转到了鼓楼西斜街。到达鼓楼的时候，天渐渐放亮。穿着厚重棉袍的行人们缩着脖子走在清冷的街道上。昨日的大风扮演了清道夫的角色，使得京城看上去不那么肮脏了。马车经过鼓楼前的一道短墙，轿子里穿着锦绣官府的人掀开了轿帘，瞧了瞧外面。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扑入了轿子，轿中人打了个寒颤，心里紧了紧，放下了帘子。马车接着驶过鼓楼大街、地安门大街，进入紫禁城巨大的红色宫门。
受命于危难之际
每当走到养心殿附近，摄政王载沣就自然而然地严肃起来。尽管只有二十六岁，载沣此时已经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自从一年多前长子溥仪入继大统成为大清国的小皇帝，治理这个广袤国家的重任就落在了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身上。最近他刚刚得了一个女儿，在有了两个儿子之后，这个小格格的诞生，令年轻的父亲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喜悦。
“早朝”是宫廷里最隆重的事，宫里专用名词称“早起”，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养心殿召见军机大臣、王公、满汉大学士等最高级核心权力层的官员们，传达谕旨、听候奏对、接受觐见，偶尔也在乾清宫召见封疆勋吏。一般要持续两个小时左右。
在慈禧太后和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死去之前，身为王公、军机大臣的载沣在无数个冬天的早晨站在养心殿里，恭敬地接受明殿的黄纱屏或者东暖阁的黄幔后面传达下的旨意。作为天潢贵胄，他的政途也算出奇地顺利。1901年，年仅十八岁，载沣就以皇弟身份，出使德国，为上一年德国公使遇难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因为据理力争不向德皇行跪拜礼，为清国赢得了外交上的小小胜利，年轻的亲王声望激增。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他被授“军机大臣学习上行走”，不到一年，便成为军机大臣。但是能够成为大清国实际上的一把手，载沣大概并没有想到。
诸多史学家认为，是慈禧的私心让她选择了三岁的溥仪“继嗣同治，兼祧光绪”，同时让性格软弱的载沣摄政，准备在接下来的新皇时代继续垂帘听政。载沣之弟载涛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分析道：“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
对自己的这位兄长，载涛评价说，“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这样的一位摄政王，“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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