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部禁书里面都写些什么?
它是第一部被明文禁毁的小说 却对邻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说到明清著名小说，大家会想到《水浒传》《三国演义》，其实当年还有一部《剪灯新话》也是非常有名的。它是在南京写的，是文学史上第一部被官方明文禁毁的小说。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它在周边邻国大量流传，并对亚洲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遭禁是因为明代最高学府校长上书倡议
《剪灯新话》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写成的，永乐十九年（1421）重新校订出版，正统七年（1442）被禁。
它之所以会被禁，与当时的国子祭酒有关，也就是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此人叫李时勉，那时刚上任几个月，可是很郁闷，为什么自己精神饱满地走向讲堂，激情洋溢地宣讲四书概要，这太学生们还是打瞌睡呢？于是他晚上到学生宿舍去交流，询问大家都在看什么书，是《春秋》呢，还是《诗经》？没想到学生们看得最多的书，竟是一部《剪灯新话》。
李时勉很惊讶，他知道这是国子助教瞿佑写的小说，听说此人学富五车，还一度在太学讲授《春秋左氏传》，但他自己没有看过。这位校长有点偏执，他主持太学工作期间，主张“格致诚正”，小说是不能读的。
于是校长从学生那里借了本书，回家挑灯夜读。看着看着，他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于是连夜给皇帝写了奏折，第二天就赶到皇宫去向皇帝汇报这件事。当时的情况是李校长给皇帝上书谈了很多内容，皇帝觉得不耐烦，就让礼部尚书胡滢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会上的人觉得李校长说得有道理，于是文学史上第一部遭禁毁的小说就产生了。
对于这件事，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薄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滢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帝是其议。
这部小说真的是“邪说异端”吗
那么，《剪灯新话》真的就如李祭酒所说，是“俗儒”所作的“邪说异端”？李时勉究竟对小说中的哪些内容产生反感呢？
题材上：“假托怪异之事”
李时勉眼光是独到的，一眼便看出《剪灯新话》与四书五经的不同。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当然要“假托怪异之事”。《剪灯新话》穿越时空，打破时空界限，让古人与今人对话，死人与活人对话，这正是它特有的叙事方式
《剪灯新话》多篇写到人鬼恋，如《滕穆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绿衣人传》等。《滕穆游聚景园记》通过滕穆巧遇故宋宫人郑芳华并与之同居3年的奇事，抒发了作者的怀旧情怀，表现了对乱世宫女命运的深切同情，体现出作者博大的人文关怀。《绿衣人传》则通过绿衣女与赵源人鬼恋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恋爱自由的精神，并揭露了奸相贾似道残忍暴虐的行径。前者侧重抒发历史兴亡之感，表达对宫女命运的同情；后者则在人鬼恋中融入了反权奸的政治内涵。
这些篇目完全是小说家“虚构”的，借以表达特定的思绪。用李时勉的话来说就是“假托怪异之事”。《明史》记载，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无法理解，身为朝廷命官为何虚构小说，便只能用“俗儒”斥之。
手法上：“饰以无根之言”
李时勉也很准确地抓住了《剪灯新话》善于“修饰”的特点。这其实是当时评论者的一致结论。兵部尚书赵羾以及礼部侍郎唐岳均认为《剪灯新话》“虽涉怪奇而善形容”，胡子昂说：“阅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实，模写情意，酝酿文辞，浓郁绝丽，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击耳闻，惩劝善恶，妙冠今古，诵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
因为善于修辞，作品写得真实感人。桂衡读《剪灯新话》的感受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然李时勉以理学自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自然无法理解小说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
思想上：“邪说异端日新月盛”
传统儒学发展之理学，明初已成为国家之指导思想。李时勉欣赏的是“怀德蕴义、砥行立名之士”，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剪灯新话》的可贵之处恰恰是对传统儒家的用世理想作了深刻的反省。
《修文舍人传》篇即是代表。文中描述一个叫夏颜的文人，执著于自己的著述，希望以此“不与草木同腐”，但是学术不能养家糊口，结果客死润州。一天，他生前的一个友人遇到他，才知道夏颜在阴司被任命为“修文舍人”。夏颜大讲阴间的公正无私与人间的黑暗，还委托友人将他生前著述“刻之桐梓，传于好事”，友人答应了。事后，夏颜非常感谢，“其家祸凶吉福，皆前期报之”，后来还推荐友人接任“修文舍人”一职。
这篇小说非常耐人寻味，文本表层的意思是以阴间的公正衬托阳间的黑暗，但夏颜后来推荐朋友接任自己官职，而病中的友人仅仅听夏言描述有这么一个官位等着他，便“不复治疗，数日而终”，揭示出儒家的功名意识对一个普通百姓的腐蚀何其深刻！
事实上，由于小说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作品描述了元末江南城镇商业文化的发展对市民的影响，打上了元末特定时代的烙印，流露出与传统不同的思想。这是身为祭酒的理学家李时勉所不能接受的。
邻国有多部仿作出现，产生巨大影响
因为遭到禁毁，《剪灯新话》在国内流传比较少，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但是，瞿佑、李时勉等人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并没有因为遭禁毁而失去应有的魅力。后来这部遭禁的小说引起了朝鲜李朝人的兴趣，就到大明来把这本小说搞到了，后来又传到日本和越南去了，对亚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文学传播史上一个罕见的个案。
当时，朝鲜李朝正在积极倡导学习汉语，而《剪灯新话》写的正是平民化的故事，并且以情见长，文字又非常浅显，让人读了以后非常感动，于是成了他们喜闻乐见的汉语教材。该国一位文人林芑甚至对该小说作了详细的注解，即《剪灯新话句解》，对小说中的一些汉字的读音、语意进行详细解析，对于一些李朝罕见稀有的动植物、果实等，注释也极为细致。
朝鲜半岛一开始只知道诗歌、词，不知道还有小说这种文体。金时习，朝鲜李朝的一位著名作家，模仿《剪灯新话》创作了《金鳌新话》，从此朝鲜半岛有了第一部他们自己的小说。金时习能把握《剪灯新话》“美如春葩变如云”的艺术魅力，同时又具备一流的文学素养，以瞿佑模式载朝鲜李朝文物，在小说中融入本民族文化和自己的独立思考，揭开了朝鲜文学史的新篇章。
《剪灯新话》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经历了由形式到内容、由外表到精神的渗透过程。先是翻译，后是创作，由《奇异怪谈集》《伽婢子》到《古今奇谈英草纸》《雨月物语》，均有《剪灯新话》的影子。
不过《剪灯新话》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也反映出中日两国审美与文化的差异。沿着瞿佑的轨迹，日本作家上田秋成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他的《白峰》客观上肯定了造反精神，肯定了舍弃道德考量的“魔道”精神，形成了别具日本风格的作品。
在越南，也有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产生巨大影响的仿作出现。其著名作家阮屿就模仿《剪灯新话》创作了《传奇漫录》，两位作家进行着跨民族、跨时代的隔空交流。
一位美国学者称《剪灯新话》是历史上最早具有跨国影响力的古典小说，它的文学传播价值非常大。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这部小说被从日本重新引进回来，国人得以重新认识这部小说，重树经典。
《宋史》列贾似道于《奸臣传》，其内容不少来自野史小说，且出于反对者之口，遇事不问是非，均加贬抑。如鄂州之战，云似道私约称臣输币，又虚诳报捷，最是坏事。然考《元史·世祖纪》，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况且《元史》里也记载了在鄂州之战后期，忽必烈曾当着众人的面夸奖身为南宋守将的贾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由此可见贾似道之才干。
如果说对秦桧前期的表现，史学界尚有人加以些许肯定，那么对南宋后期身任理、度、恭三朝丞相的贾似道，就只有全盘否定。诚然，贾似道入朝以后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对加速南宋灭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其权相或奸臣都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对他进行评价，贾似道仍不失为是一个有功有过、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这里且不言他前期在守卫两淮和京湖地区时，在防御、筑城、营田和兴修学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贡献，单从后期被人指责为造成南宋灭亡的两件“罪状”———他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和推行公田法来看，此人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先言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发生于南宋理宗开庆二年(1259年)秋冬间的宋蒙鄂州之战，是关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场重要战役，指挥入侵蒙古军的最高统帅是蒙可汗之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直接领导鄂州保卫战的是南宋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贾似道。蒙军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后，宋蒙两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激烈战斗，双方“死亡枕籍”。
但由于多种原因，蒙军被迫于当年闰十一月上旬撤围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卫战的胜利。可是后人不仅不承认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功绩，反而认为正是他在这次战争中与蒙古签订了“城下之盟”，后来又隐瞒真相，才招致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灭亡，是有罪无功。事实上，贾似道在鄂州保卫战中的表现，深得当时人的赞赏，如诗人刘克庄云：蒙古军大举南侵之际，“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贾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与贾丞相》)
著名学者王柏赋诗云：“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五行互相制，自昔谁去兵？代马饮江水，舄赤司专征。”“肃肃荆楚净，汤汤江汉清。东西亘万里，齐民竞春耕。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鲁斋集》卷一《寿秋壑》)甚至忽必烈也不得不承认贾似道在军事上的才干，发出“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的慨叹。虽然贾似道在鄂州与蒙古确实有过议和活动，但双方并未签订具有实质性的和约，更无“割江”、“称臣”的承诺。
至于他后来扣留郝经，企图掩盖求和真相，从而为蒙古的大规模南侵找到借口，当然是一个错误。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蒙古早已发动了对南宋的侵略，并处心积虑地想灭亡它，有无借口实在并不重要，对此明人张以宁也说：“如罪其羁信使之类，皆欲加之罪之辞也。”(《翠屏集》卷二《舟中睹物忆亡儿煊诗》后语。)因而将议和这一权宜之计，说成是贾似道对蒙古的投降行为，并进而认为这是后来招致蒙古南侵、南宋灭亡的原因，都有失允当。
再言公田法的问题。南宋末年，官僚、地主阶级对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攻击得最为猛烈，如官员高斯得说：公田法是“白夺民田，流毒数郡，告、牒弃物，不售一钱。遂使大家破碎，小民无依，米价大翔，饥死相望。”(《耻堂存稿》卷一《彗星应诏封事》)后人根据这些人留下来的记载，也对公田法加以全盘否定，并进而将它作为贾似道又一大罪状。
可是我们只要从公田法推行的历史背景、目的和效果来看，就可以知道这绝非贾似道的罪状，而是他的一个政绩。南宋末年，战争频繁，对军粮的需要量很大。但是由于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无力筹集粮饷，造成了军粮的匮乏。为此，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企图解决军粮问题，同时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以挽救统治危机。
在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和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公田法的推行在当时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历史渊源，本意不能说不好，贾似道也带头献出浙西良田一万亩作为公田。公田法推行以后，在解决军粮短缺、减少楮币发行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由于吏治腐败，特别是这项措施极大地损害了江南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疯狂反对和破坏，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产生了许多弊病，一般百姓也深受其害。但应该公允地说，公田法在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病是被某些人有意夸大了的，即使有也不是贾似道一人之故。
今人否定公田法，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与认为凡是反面人物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利于人民、不值得肯定这一思想模式有关，由此也影响到了对贾似道的正确评价。
要之，人的一生十分复杂，不可能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一件坏事；也不可能一辈子做坏事而没有做过或大或小的好事，《四库》馆臣有言：“然一代之臣，多贤奸并进，无人人皆忠之理，亦无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陈，无言言皆是之事，亦无言言皆非之事。”(《四库总目提要》卷五五《钦定明臣奏议》)
在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受个人好恶和感情的支配，不能人云亦云毫无分析，不能借古人来影射时政，也不要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肆意褒贬。过去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口号：“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如果用在要求人们保持晚节上当有一定道理，而用在评价历史人物上，认为只要是反面人物，其优点和功绩都得一笔抹煞，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人将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对某些反面人物的言行或事迹予以一定的记载和肯定，斥之为“给历史罪人翻案”。这种说法，恐怕有违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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